好利者逸出道义之外，其害显而浅；好名者窜入于道义之中，其害隐而深。

一个好利的人，他的行为超越道义范围之外，因而就用各种手段逐利，他逐利的祸害很明显，容易使人防范，后患也就不会太大；反之一个好名的人，他为了假借仁义道德来争取人们的拥戴，因此就经常混迹仁义道德之中而沽名钓誉，他所做的坏事人们也不容易发觉，结果所造成的后患都非常深远。

好利者显而易见，而欺世盗名之辈、沽名钓誉之流，其危害很大。说一句稍偏激武断的话，天下人为生计奔波，这是人之常情，民安则国宁。任何一个时代，尤其是当今商业社会，都是以利益为中心刺激人们的积极性，驱动社会运转。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这是社会常情。相反的，在那些“以天下为己任”之辈中，虽不乏深具社会良心的人，但也混有不少心怀不轨之人。他们的行为常常不但不利于国计民生，而且经常招来大动荡、大波澜，终至于荼毒生灵，贻害无穷。所以对那些以“社会良心”自居者，我们要肃然起敬，更要悚然而惊，搞清他是否真心，又是否真的有达致目的的良好手段。

君臣都不轨如狼之与狈

屠岸贾是春秋时期晋国人，出生于奴隶主贵族家庭，灵公时任大夫，景公时任刑狱的司寇。

晋灵公和晋景公是两位昏庸无道、荒淫暴虐的君主。他父子远贤臣，亲小人，只贪图享乐，不思进取。作为国家重臣的屠岸贾，不仅不去劝谏国君，励精图治，振兴晋国，反而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为二位君主出谋划策，想方设法嬉戏纵乐，使国政荒废，民力空耗，内忧外患空前严重。

晋灵公一生荒淫无度，晚年尤甚，他用强行从民间征来的苛捐杂税，大兴土木，广修宫殿馆舍。有一次他命屠岸贾在晋都绛州城内建一座花园。屠岸贾受命后，找到各地的能工巧匠，精心设计，昼夜施工，很快建造了这座花园，园中筑有三层高台，中间建起一座“绛霄楼”。此楼画栋雕梁，丹楹刻角，四周朱栏曲槛，富丽堂皇。凭栏四望，市井均在眼前。园中又遍植奇花异草，因桃花最盛，每到开花之季如锦似绣，故此园名为“桃园”。峻工之后，灵公赞不绝口，心中就更加宠爱屠岸贾了。此后，灵公一日几次登楼嬉戏，或观览，或饮酒，有时还张弓弹鸟，与屠岸贾赌赛取乐。有一天，屠岸贾召来艺人在台下献艺，园外聚集了很多看热闹的百姓。灵公一时兴起，对屠岸贾说：“弹鸟不如弹人。咱俩比试一下，看谁打得准。击中眼者为胜，中肩为平，要是打不中的话，用大斗罚酒。你看怎么样?”屠岸贾欣喜应允。于是，两人一个向左、一个向右，高喊：“看弹!”一个个弹丸如流星般飞向人群，有人被弹去半个耳朵，有人被击瞎眼睛。顿时人群大乱，哭喊着拥挤着争相逃命。灵公大怒，命左右会放弹的侍从全都操弓放弹。一时间，弹如雨点般向人群飞去，百姓伤残无数，惨不忍睹。灵公见状，狂笑不止，连弓掉到地上都不知道。他边笑边对屠岸贾说：“我登台数次了，数今天玩得最痛快。”在屠岸贾的怂恿之下，晋灵公骄奢日甚。为了进一步取悦晋灵公，屠岸贾亲自率人到全国各地挑选良家美女，只要中意即抢夺回京，送入桃花园供灵公淫乐。此后灵公对屠岸贾更加宠爱了。只要身边侍者稍不如意，他们就用残忍的手段将其杀戮。有一次，晋灵公与屠岸贾饮酒，席间，晋灵公命厨师赶快做个熊掌给他们下酒。催了几次，还没端上来，晋灵公发怒，厨师只好把熊掌端来。灵公尝了一口，嫌其未熟，抄起铜斗往厨师的头上一击，厨师当场毙命，灵公又用力将其砍为数段，命内侍将碎尸盛入竹笼弃于野外。

灵公这种弃国自娱、殃民自乐的行径，引起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晋国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可是作为一国之君的晋灵公对此全然不顾，仍以淫乐为生，不修国政。屠岸贾则以满足主子的需求为目的，极力设法搞许多新的花样，使晋灵公在昏聩奢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国家也就越加贫弱不堪。

高官小聪明一言害邦国

在旧时代的官场上，经常看到有这样一些官僚：他们处世圆滑，左右逢源，尤其善于拍上司的马屁。他们想的并不是如何办好公事，而是怎样讨好上司，保住自己的官职俸禄，荣华富贵。不要看这些人没有什么建树，但是在保官保禄方面却很动心计，颇有一套阿谀奉迎、明哲保身的“要诀”。这种官僚在当时被称为“巧官”。清代道光朝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曹振镛便是这类官僚中的一个典型人物。

曹振镛在乾隆朝中进士，点翰林，官至侍读学士，至嘉庆朝便飞黄腾达，升为尚书、大学士。道光皇帝继位后，他更是红得发紫，晋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图形紫光阁。当他以81岁高龄去世后，得到“文正”的谥号。这是清朝对故世大臣最高的评价，在清代享受这种殊荣的只有七八个人。曹振镛作为一位汉族官僚，既没有显赫的武功，又没有出众的文采，在重满轻汉的满清时代，能够在充满凶险和倾轧的仕途上一帆风顺，年岁愈大，愈受皇帝信任，官职愈高，自然有他的当官诀窍。有一次，他的门生向他讨教，问他成为三朝元老，深受皇帝宠信靠的是什么办法。他回答了6个字：“多磕头，少说话。”意思是对皇帝、对上司，只需要表示顺从，不用发表自己的意见。真是圆滑到了极点。“少说话”不等于不说话，而是要把话说到关键的时候，说到点子上。对此，曹振镛是深有研究的。

清朝进入道光时代已经暴露出许多衰败的迹象，国家的许多大政无不弊端累累，积重难返。地方官员纷纷把这些情况上报朝廷，等待皇帝拿主意。每天堆在皇帝面前等待批阅的文件就有好几大撂，看得道光帝头昏脑胀，心里很不耐烦，弄得他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看吧，实在不愿意整天泡在文件堆里，不看吧，又怕留下荒废政务的坏名声。这种情绪被他不由自主地流露了出来。

善于对皇帝察颜观色的曹振镛敏锐地查觉出道光帝的这种心思。动了一番脑筋后，他一反往日“少说话”的常态，发表了一番高论。他给皇帝献计说：“今天国家在陛下的英明治理下，太平无事。可是一些大臣偏偏好无事生非，在奏章中讲一些危言耸听的事情，无非是为了博取敢于直言的虚名。对于这些沽名钓誉的人又不能降旨怪罪，如果那样做，便会使陛下蒙受拒谏的名声。依臣之见，陛下今后只要在批阅奏章时，选择其中的细枝末节上的错误，降旨严厉斥责。臣下就会慑于您的天威圣明，知道陛下对人事早已明察秋毫，一定不敢再上那些搬弄是非的奏章。”曹振镛的一席话，正中道光帝下怀。此后，他果然照着曹振镛的办法，专门挑剔大臣奏章中的小毛病，哪怕是字体上的毛病，他也不放过。动不动就降下圣旨，严厉斥责，使不少人为此丢了官职。弄得满朝文武人人谨小慎微，视给朝廷上奏章为畏途，尽量不向朝廷报告，或少报告。甚至出了大事也隐匿不报，即使上报，也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掩盖了事情的真相。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官场上形成一种粉饰太平，互相欺瞒，报喜不报忧的恶劣作风。国家的许多弊政得不到及时解决，变得激化起来，最后终于酿成19世纪50~60年代的全国性的内乱，几乎使清王朝这只又旧又破的大船在农民起义的波涛中倾覆。这就是后人所说的曹振镛“一言害邦”。然而，道光帝却少看了许多奏章，免去了大量伏案之劳。他自然把这个“功劳”归于曹振镛，更把他当成言听计从的股肱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