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君子持身不可轻，轻则物能扰我，而无悠闲镇定之趣；用意不可重，重则我为物泥，而无潇洒活泼之机。

一个才德兼备的士大夫型君子平日待人接物绝对不可有轻浮的举动，尤其不可有急躁的个性，因为一旦轻浮急躁就会把事情弄糟而使自己受到困扰，这样自然就会丧失悠闲宁静的生活雅趣；同理，一个才德兼备的士大夫型君子，在处理任何事情时，都不可思前虑后想的太多，因为凡事如果想的太多，就会陷入外物约束的艰苦局面。这样自然会丧失潇洒超然物外无拘无束和蓬勃朝气的生机。

外在的行动必反映出内心世界。一个举止轻浮的人，他的内心必不稳定。因此，养生者必须注意自己的行动，以免对健康造成危害。

一个人的外在行为受自身两种因素的影响。一是显意识动机。当他对某件事情感兴趣，他就有意识地去做。但是，一个人对某件事情感兴趣，只是主观的意志，并不能说明那件事情对身体就没有危害。例如一个人对赌博感兴趣，可这事情恰对人的身心健康有危害。因此，养生者必须加以选择，权衡其可为还是不可为，否则，草率去行事就定然给身体种下不良诱因。一是潜意识的动机。当他遇上某件事情时，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就糊里糊涂地去做了。例如一个人在心绪不宁的时候，忽然拿起刀子削水果，却将手削了道口子。这种失误的事情就是潜意识作用的结果。但它的根本原因，还是心理活动造成的。即是说，一个人对外界环境有什么感受，必会通过人的心理活动传递给人体的深层潜意识，这样，潜意识将信息传递给人的生理机体。所以，养生者不能做轻浮举动，对于事或物都要作认真思考，让心里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样，才不会害生的。

注意自己的行为，要从自己的思想意识抓起。只有先滤清思想意识的欲念，才能规敛自己的行为。若是只从外在行为着手，无疑是开门揖盗，不但于事无益，而且反带来了危害。

唐高祖用人既往而不咎

名将李靖与唐皇李渊间的一段恩怨从来都是文、史家瞩目的题材，因为它蕴含着丰富的寓意。

李靖少有文武才略，是隋朝开国名将韩擒虎的外甥。韩擒虎每与李靖论兵都非常赏识他的谋略，以为“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隋朝末年，仅在马邑郡(治在今山西朔县)为一郡丞。此时，唐皇李渊尚未称帝，也在山西，为太原留守，统镇北疆。李靖以其军事家的眼光察觉李渊拥兵有异志，便多次报告朝廷。因此，李渊十分怨恨李靖。史书只简单记为：“靖素与渊有隙。”

恭帝元年(617年)，李渊以回击突厥入境为借口聚集兵将。李靖觉得情况非常。“因自锁上变”，准备亲自到江都告变，到达长安后，因各地义军纷纷起而反隋，通往江都的道路阻塞，便留在长安。不久，李渊大军攻占长安，李靖被获，欲将问斩，在殿前李靖大喊：“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李世民等一再求情，高祖李渊才将李靖赦免，李世民即召其入幕府。武德二年(619年)，萧铣占据荆州派兵进取州。高祖李渊派李靖迎战，在峡州被阻，久不能进。于是，“怒其迟留，阴敕许绍斩之”。由于峡州刺史许绍惜其才，为之奏请，李靖才再次得以获免。后代史家评论高祖“不以明诏而阴敕，犹欲以宿憾杀之”。

到武德三年(620年)，一统大业尚未完成，开州蛮冉肇则又连陷巴东数州，赵郡王李孝恭大军与战不利。此时，李靖也在李孝恭麾下，便将兵卒八百人，奇袭敌营，并于险要设伏，斩杀冉肇则，俘获五千余。高祖闻讯大喜，对左右大臣说：“使功不如使过，靖果然。”同时，手敕慰劳：“既往不咎，同事吾久已忘之。”第二年，李靖陈千策以灭萧铣，高祖授其行军总管，兼摄赵郡王李孝恭行军元帅府长史，“三年之任，一以委靖”。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即平定萧铣势力。李靖为上柱国，赐爵永康县公，检校荆州刺史。使之安抚岭南，得九十六州、六十余万户。

汉文帝识才敬重张释之

人才是时代的产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用人的标准。这一标准的确定并非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的好恶，而必须服从于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任务。李广是汉武帝时期抗击匈奴的名将，但在汉匈关系以和亲为主的文帝时代却无法充分施展他的军事才能，汉文帝曾感慨系之地说：“李广如果生在汉高祖时代，封万户侯安足道哉!”人才选拔和使用的这种鲜明的时代特征，从汉文帝不以口辩用人一事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

一次，汉文帝游幸上林苑，随行的有谒者仆射张释之。文帝登上虎圈，询问主管上林苑的上林尉苑中畜养禽兽的种类和数量有几多，一连问了十几个问题，上林尉都支支吾吾说不清楚，而一旁管理虎圈的啬夫却代为作了详尽的回答，文帝很是满意。文帝认为，上林尉不忠于职守，担任官职就应该像虎圈啬夫那样。于是下诏让张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张释之不以为然，又不便对抗皇帝的成命，就问汉文帝：“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何等样的人?”文帝回答：“是长者。”张释之又问：“东阳侯张相如是何等样的人?”文帝也肯定他是长者。以此，张释之说：汉文帝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急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恻隐之实，以故不阉其过，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靡，争口辩，亡其实。且下之化工，疾于景向，举措不可不察也。

文帝觉得张释之的话很有道理，就收回成命，不再提拔啬夫。

张释之反对超迁啬夫是否正确，这里可以不论，但张释之的确提出了一个选拔人才、使用人才的原则。即不以口辩用人，不论是选拔人才，还是使用人才，都不应该“争口辩，亡其实”，即主要不是看他说的怎样，而是看他做得怎样。否则，形成一种夸夸其谈、不注重实际的社会风气，就不仅会在选拔使用人才方面出现失误，而且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安定，甚至像秦王朝任用刀笔吏一样，导致二世而亡。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张释之反对超迁啬夫，并不能为那个在其位而不明其政、不谋其政的上林尉开脱。西汉初年，惩亡秦之戒，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推崇黄老无为，主张“贵清静而民自定”。国家少事，加之各级官员多出自功臣，军事、文化素质偏低，这样就使上林尉这样的官员得以尸位素餐。然而，汉文帝时期正是西汉初年由无为转向有为之时，文帝本人也试图有所作为，因此对那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员十分不满。他虽然以国家安定为重，听从张释之的劝告，没有提拔虎圈啬夫，但是其后不久却免除了高踞相位却不明其政的周勃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