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市人不如友山翁，谒朱人不如亲白屋；听街谈巷语不如闻樵歌牧咏，谈今人失德过举不如述古人嘉言懿行。

与其交一个市井商人作朋友，不如交一个隐居山野的老人；与其巴结富贵豪人，不如亲近布衣百姓；与其谈论街头巷尾的是是非非，不如多听一些樵夫的民谣和牧童的山歌；与其批评现代人的错误过失，不如多传述一些古圣先贤的格言善行。

人不能逃避世事，不承担社会责任，但为大事者必须要有超脱世俗的心境，才可能修身养德，才可能为一展大志不息奋斗。古人一向认为，市井权贵，不如山野平民，与后者交，得自然真趣，见人心本性，而前者是世俗和计谋奸诈的代表。所以，一个真正有高雅情趣的人要接近自然，返璞归真。

智士劝楚王不可进攻宋

楚国人士尹池为楚国出使到宋国去。宋相司城子罕在家里宴请他。

子罕故意让士尹池观看他家院子周围的情况。南边邻居的墙向前突出却不拆了它取直，西边邻居家的积水流过子罕的院子却不加制止。士尹池询问这是为什么，司城子罕说：“南边邻居家是工匠，是做鞋的。我要让他搬家，他的父亲说：‘我家靠做鞋谋生已经三代了，现在如果搬家，那么宋国那些要买鞋的，就不知道我的住处了，我也将不能谋生。希望相国您怜悯我。’因为这个缘故，我没有让他搬家。西边的邻居家院子地势高，我家院子地势低，积水流过我家院子很便利，所以没有加以制止。”

士尹池回到楚国，楚王还要发兵攻打宋国，士尹池劝阻楚王说：“不能攻打宋国。它的君主贤明，它的相国仁慈。贤明的人能得民心，仁慈的人别人能为他出力。楚国去攻打它，大概不会有功，而且还要被天下人所耻笑!”

由于士尹池到宋国进行了调查研究，因而阻止了楚王攻打宋国。

超人的胆识公正的举措

李尚隐(666-740)，京兆万年(今陕西潼北)人。20岁时由明经入仕。在宦海浮沉中，他始终保持着洒脱直率的本色，尤其是他的“论议皆披心示诚，言无所隐，处事明断”更赢得了同僚的仰慕礼敬。

唐中宗京龙三十(709)，中书侍郎兼史部侍郎崔湜和吏部侍郎郑愔一起负责当年的吏部铨选。但他们大肆假公济私，贪污受贿，甚至在用完了当年规定授官限额外，还有大批已经内定的人选未授官，以至不得不占用三年以后的缺额。在选用的如此庞大数目官员中，“材廉者辄不用”，极大地破坏了铨选工作的正常运转。但是，如此卖官徇私的官员在昏庸混乱的中宗朝竟获升迁，二人双双相踵知政事，都当了宰相，权势更熏焰灼天了。但崔湜、郑愔二人的贪赃徇私不仅使公廉者受损，甚至于有的行贿者也因过于猥众而有所遗漏。崔湜的父亲崔挹当时任国子司业，“性贪冒，受人请托”，以许诺中选为由，接受了某位候选人的钱财，但却忘了将此事告诉其子，崔湜在公布被黜落的人的长名榜时将此人也列入了。这位行贿者觉得受骗了，十分恼怒，当即找到崔湜问道：“公所亲受某赂，奈何不与官?”大庭广众下的如此责难，令崔湜尴尬不已。为了面子他色厉内荏地厉声喝问：“所亲为谁?当擒取杖杀之!”投诉的人听罢，沮丧万分地说：您可千万不要杖杀。否则的话，将使公披麻戴孝服三年丧。话中虽透出几分无奈，却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崔湜一听是自己的父亲，窘愧得无地自容。如此铨选丑闻，真是太令人憎恶，以纠察不法为己任的李尚隐当仁不让，并不顾忌崔湜等系新荣升的显贵，立即联合同僚在朝廷议政大殿上公开弹劾，“显劾其罪”。崔湜等被下狱，治罪，终于遭到了贬黜。首倡此举的李尚隐由此声名益振。

时睦州(今浙江建德县)刺史冯昭泰诬陷桐庐县令李师等二百余家，“称其妖逆”，中宗下诏命御史到睦州审理此狱。但冯昭泰生性残忍苛刻，连御史对他都畏惮三分。本来唐代监察御史人员众多，各有分职，但在诏命下达要审理此狱时，那些应该前往的御史，虽心知此狱枉滥，但畏惮于昭泰刚愎，唯恐出按不当，反遭昭泰的诬陷，为个人身家所计，“皆称病不敢往”。按照御史出按地方的次序排不上的李尚隐目睹此等相互推诿的状况，不禁慨叹道：“岂可使良知陷枉刑而不为中明哉!”遂“越次”自动请缨前往。没有硬着头皮的无奈，更没有大出风头的野心，只是本着执法者的公正良心，李尚隐才有这样“越次”的举动。而凭着他超人的胆识，谙熟的法律知识，李尚隐战胜了残忍苛刻的刺史，“竟推雪李师等，奏免之”，一场冤狱平反了。但这次艰苦的胜利，并未为他仕途带来好运，反而由于崔湜的再次秉政，他被排挤出朝，当了一个小小的伊阙令，直到崔湜死，才得以重返京师。

如此的坎坷，并没有令李尚隐改变初衷，仍一如既往，为维护法纪奋争。后来他又曾两次出任宪官，史称“尚隐三为宪官，辄去朝廷之所恶者，时议甚以此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