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舒文：展布文辞，承上“永言”、“发言”而言。载实：载其情志，承上“言志”、“为志”而言。
②蔽：当，引申为总结，概括。无邪，即“思无邪”，是《诗经·鲁颂》里的一句，孔子用来概括《诗经》的全部的内容。
《尚书·舜典》中大舜曾说过：“诗是思想感情的表达，歌是把诗的语言音节加以拉长来咏唱的。”有了圣人的议论分析，诗歌的含义已经十分的明白了。所以郑玄的《毛诗序》说，“人蕴藏在内心的思想感情是志，用言语表达出来就是诗。”诗歌创作要通过文辞来表达情志，道理就在这里。“诗”是扶持端正的意思，要端正人的性情；《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归结到了“没有邪念”上面，扶持端正的解释是符合这个意义吧。
①云门：即《云门》，黄帝时代的舞曲。
②大唐：即《大唐》，歌名，是对唐尧禅让的颂歌，实际是后人拟作，载入《尚书大传》。
③太康：夏禹的孙子，因荒淫而失国。
④顺美匡恶：将顺其美；将顺是顺着作，指歌颂。匡：正，纠正；即规劝讽刺的意思。
⑤六义：指风、雅、颂三种诗体；赋、比、兴三种作诗的手法。环：围绕，引申为周密。
⑥商：子夏姓卜，名商。赐：子贡姓端木，名赐。
⑦离骚：即《离骚》，这里以其为《楚辞》的代表。
⑧仙诗：《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曾使博士作《仙真人诗》。该诗早失传。
人具有各种各样的感情，它们受到了外界事物的刺激，便产生一定的反应；心有感于外物而发为吟咏，这是自然而然的。从前葛天氏的时代，将《玄鸟》歌配上歌辞；黄帝时的乐章《云门》曲，照理也不会是只供空奏的曲子而没有歌辞的；到唐尧时代有《大唐歌》，虞舜有《南风诗》，看这两首诗歌的文辞，都非常质朴，仅仅是达意罢了。后来夏禹治水成功，各种工作都已经井然有序了，便有了歌颂他的《九德》之歌；夏帝太康道德败坏，他的兄弟五人就作了《五子之歌》来讽刺劝诫他。由此可见，用诗来歌颂功德和讽刺纠正过失，是很早以前就有的作法了。从商代到周代，风、雅、颂各体都已经完备成熟起来，《诗经》的“四始”也开始光彩焕发，《诗》的“六义”也周全而又精深。孔子的学生子夏能够理解“素以为绚兮”的诗句的深意，子贡能够领悟“如琢如磨”的诗句的道理，所以孔子认为他们有了谈论诗歌的资格。后来周王朝的德泽开始衰竭，停止了采集民歌的活动。春秋时代，常常在外交集会的场合，通过朗诵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愿望。用朗诵诗歌来互相酬答，既可作为宾主的体面光荣，又可显出自身的文化修养。到战国时代，讽刺楚怀王的《离骚》就产生了。秦始皇虽然毁灭了大量典籍，但他还是叫人写作了《仙真人诗》。
①柏梁：相传汉武帝元封三年，修建柏梁台，召集群臣在台上联句作七言诗，每人一句，句句押韵。诗见《古文苑》卷八。
②属辞：写作。属，连缀。方：常。
③朝章：在朝者的文章。国采：在野者的作品。
④遗翰：遗留下来的作品；翰，笔，指文章作品。
⑤召南行露：即《召南·行露》，《诗经》十五国风之一，其中《行露》的每章是六句，四句是五言。因此诗不全是五言，故称“半章”。
⑥邪径：《汉书·五行志》记载的成帝时的童谣，共六句，全是五言。
⑦体：风格；结体，指《古诗十九首》所构成的风格。散文：指《古诗十九首》行文所表现出来的文采特点；散：分布，书写；文：文采。
⑧冕：皇冠。引申为首屈一指之意。
汉代初期的四言诗，首先有韦孟的作品，他诗里讽谏劝告的意义，是继承了周代作家的传统。汉武帝爱好文学，便出现了柏梁诗。严助、司马相如这些人，他们写作诗歌没有一定的程式。西汉成帝命令刘向对诗歌进行了评论整理，一共得三百余篇，所收集到的都是全国朝野具有文采的代表作品，可以说是相当齐全丰富的了。但是这些作家遗留下来的作品中，却没有看到有五言诗，因此李陵的《与苏武诗》、班婕妤的《怨诗》，难免被后代人怀疑。不过在《诗经》中，《召南·行露》就开始有半章五言；《孟子·离娄篇》里引用的《孺子歌》，就全首诗都是五言了；此外，较远的如晋国优施唱的《暇豫歌》，出现在春秋时期，孩童唱的《邪径谣》，则出现在较近的西汉成帝时期。根据上述诗歌发展的情况足以说明，五言诗很久以前就有了。再说《古诗十九首》写得十分的漂亮雅丽，但是作者不易确定，有人说它是枚乘所作，而《冉冉孤生竹》一诗，又是傅毅的手笔。就这些诗的辞彩特色来推断，大概都是两汉时期的作品吧！从行文风格上看，质朴而不粗野，能婉转地托附事物来表现情思，能够哀感动人的来抒发深切的感情，确实是五言诗中的代表作品啊！至于说张衡的《怨诗》，具有清丽典雅的特点，耐人寻味，他的《仙诗》《缓歌》之类的诗歌，素称有新的声韵。
①王徐应刘：指王粲、徐干、应玚、刘桢，为“建安七子”中四人。
②狎(xiá)：游玩戏耍。
③乃：应作“及”。正始：魏废帝齐王曹芳年号(公元(24)0-(24)8年)，当时清谈风气开始兴盛，崇尚老庄思想。道：指道家思想。
④何晏：正始时期清谈玄学的领袖，最先写玄言诗。玄学指《易》学和老庄学术，玄言诗即写玄学内容的诗。
⑤嵇：嵇康，正始年间文学家，鲁迅辑其作品为《嵇康集》。峻：高而严。阮：阮籍，正始年间文学家，有《阮步兵集》。他与嵇康齐名，都属“竹林七贤”。
⑥应璩(qú)：应玚之弟，三国魏末作家，著有《百一诗》，“百一”即“百虑一失”之意，内容皆是劝诫当政者的。
到了建安初期，五言诗的创作十分地活跃。魏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在文坛上大显身手；王粲、徐干、应玚、刘桢等人争先恐后地驱驰。他们的诗歌，都爱好清风明月，戏玩塘池园苑，在诗歌中叙述恩宠荣耀的遭遇，描绘宴会酣乐的场景；慷慨激昂地抒发他们的志气，坦白直率地展现他们的才情。他们在抒发情怀叙述事理时，不追求细密的技巧；在遣辞写景上，只求其明白清楚。这些就是建安文人共同的特点。到正始年间，道家思想玄学的风气兴起，诗歌里也夹杂了这些出世求仙的思想。像何晏等人，作品大都浮泛浅薄。唯有嵇康的情志清高峻拔，阮籍的诗意旨遥远深邃，因此，他们的成就就比同时的诗人要高。至于应璩的《百一诗》能够无所畏惧地讽刺时事，独树一帜，文辞虽然委婉曲折，道理却很正确，这是建安时代的正直遗风。
①缛(rù)：繁盛。
②析文：讲究文字的对偶词藻。
③嗤：讥笑、嘲笑。徇务：亲身从事政务。
④袁孙：袁宏、孙绰，均东晋初玄言诗人。已：同“以”。揆：理，此处指玄学。
⑤景纯：郭璞的字，两晋间诗人，著有《游仙诗》，共十四首。
⑥俪(lì)：对偶。百字：五言诗，二十句，共一百字，这里指全篇。
⑦穷力：竭力。
晋代的诗人们，诗歌开始走上了浮浅绮丽的创作道路。张、左、潘、陆等人，都在诗坛上并驾齐驱。他们诗歌的文采，比正始时代更加繁缛，但是内容的感染力却比建安时代的柔弱。他们或者以讲究文字的骈偶，词藻的华丽为能事；或者偏重靡丽的笔调来自逞其美：这就是西晋诗坛大概的情况。到了东晋的时代，诗歌的创作便淹没在了清谈老庄玄理的风气之中。玄言诗人们都嗤笑从事政务的志向，而推崇提倡出世忘却世情的清谈。所以袁宏、孙绰以后的诗人，虽然作品各有不同的文采雕饰，但作品的内容都一致趋向于玄学，因此再没有别的诗可以和玄言诗争雄于当时的诗坛了。所以，郭璞的《游仙诗》就成为隽永杰出的作品了。南朝宋初的诗歌，对前代诗风有所继承，也有所变革；清谈老子、庄子学说的风气渐渐告退了，而描绘山水的作品却日益兴盛起来。于是诗人努力地在全诗的骈俪对偶上显示文采，在每一句的独特新奇上竞逞才能；内容方面要求逼真地描绘出景物的形貌，文辞方面要求尽可能的做到新颖。这就是近世诗人们所竞相追求的。
①平子：张衡的字。
②茂先：张华的字。
③太冲：左思的字。公干：刘桢的字。两人都写五言诗，所以说“偏美”。
④思无定位：作家的思想没有一定的标准。
⑤通圆：应作“圆通”，佛教术语，圆性体周遍，通妙用无碍。这里指作家全面精通。
⑥离合：离合诗，即拆字诗，是一种按字的形体结构，用拆字法组成的诗歌。
⑦回文：回文诗。可以颠倒念的一种诗。最著名的回文诗是晋窦滔之妻苏蕙的《回文璇玑图》。
⑧道原：未详。一说即南朝末的贺道庆。
⑨囿(yòu)：园林。诗囿：指诗坛。
因此，纵观历代的诗歌，其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规律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归纳一下它们相同和相异的特色，就可以看出诗歌创作的纲领和要点了。如说到四言诗的正规体制，那主要是典雅温润；说到五言诗的常见格调，则以清新华丽为宗旨。对于这些不同特点的掌握，就需要诗人根据具体才华来定了。如张衡的诗得到四言诗典雅的格调，嵇康的诗歌具有温润的特点，张华的诗歌凝聚着清新的风格，张协的诗歌发扬了华丽的特色。各方面都兼备的要算曹植和王粲，只偏长于某一方面的就是左思和刘桢。但是诗歌的体裁虽然有一定之数，而人的思想感情却各不相同，作者只能随着个性偏好来进行创作，所以很少能兼备各种体裁的。如果深知其中的难处，那可能写作还比较容易；如果轻率的认为诗歌创作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反而会在写作中碰到很大的困难。至于三言诗、六言诗和杂言诗，它们起源于《诗经》；至于离合诗的产生，则萌芽于汉代的图谶纬书里面；“回文诗”的兴起，则是从道原那里开始的；而几人联句共韵的“联句诗”，则是继承了《柏梁台诗》的体裁。这些诗歌的创作，大小不同，逐次有别，但是写作的具体情况和道理是一样的。总之，它们都归属于诗歌的范围，所以这里就不再逐一论述了。
①皇世：太平盛世，上古“三皇”时代。
②政：政教。序：时序，即时代的发展。
总结：
人生来就有情志，
这成为他们咏唱的诗歌的内容。
歌咏开始于“三皇”之世，
它的风格流传到后代那《周南》和《召南》。
它和神理契合一致，
还与政教时代互相渗透。
文采丰富的诗歌越来越繁荣，
千秋万代永远爱好。
从《明诗》至《书记》共二十篇为文体论。这既是各种文体的简史，又是各种文体写作经验的总结。《明诗》主要讲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发展史及其写作特点。
全篇分三部分：一、讲诗的含义及其教育感染作用。二、讲先秦到晋宋的诗歌发展情况。三、总结上述诗歌发展情况，提出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基本特色和历代诗人的不同成就。
在本篇中，刘勰对四言诗和五言诗所总结的特点是：“雅润”、“清丽”，比曹丕、陆机等都有所发展；主张诗歌写作要言志、缘情并重，刘勰通过对诗歌的创作和诗歌理论的追根溯源，看到了诗的“言志”与“缘情”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因而他坚持诗歌既要“言志”，又要“缘情”，强调诗歌的艺术感染力，主张诗歌要写得美，不满足于“辞达而已”的古代诗歌。此外，刘勰还强调诗歌的“持人性情”、“顺美匡恶”的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