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所赋予的形体、肢体都一定是成双成对的，这是造化的作用，它说明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人的心思需要表达因而产生了文辞，创作文辞多方面的裁剪考虑，高低上下相互配合，自然便构成对偶。唐尧、虞舜的时代，文辞还没有很讲究文采，而皋陶就曾经赞助虞舜出主意说：“罪过大小不能确定的就从轻处理，功劳大小不能确定的就从重奖赏。”益也向夏禹贡献意见说：“自满的招致损失，谦虚的受到益处。”这些难道是有意造成的对偶吗？不经意自然相对罢了。《易经》中的《文言》《系辞》，是圣人精思的表现。序述《乾卦》的元、亨、利、贞这“四德”，就字字相对；讲到同类互相感应，例如“云随从龙，风随从虎”，就是字字都相骈俪；讲到天地的道理简要平易，就非常婉转地相互承接；说的“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就是隔行隔句遥相对仗。虽然这些句子的字数不一样，可是用意构成对偶却是一致的。至于《诗经》的作者在作品中相对偶的章句，东周列国士大夫在外交上应对时使用的联偶的言辞，有单句有偶句，都适应内容变化的需要，不用劳费心思去安排经营。自从扬雄、司马相如、张衡、蔡邕推崇华丽对偶的文辞，大加运用，如宋人的讲究画画，吴人的讲究铸剑一样，注意文辞的雕饰，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骈俪的句子与丰富的文采一起流传，对偶的意思和超逸的声韵一起显耀。到了魏、晋时代的许多作者，造句更加精密，联缀字词，情趣配合，讲究对仗，辨析毫厘。然而契合时机用得适当的才巧妙，浮泛造作的没有效果。

骈俪对偶的体例，大概有四种：言对是容易的，事对是困难的，反对是优，正对是差的。言对，就是对偶的双方都用抽象的言辞而不用事例；事对，就是并列举出人事证验的事实；反对，就是事理相反而又旨趣相合的对偶；正对，就是事实不同而意义相合的对偶。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说：“在礼仪的殿堂上修饰，在书圃之中翱翔飞舞。”这就是属于言对这一类。宋玉的《神女赋》中说：“美女毛嫱用袖遮着脸蛋，自愧不够标准；美人西施以手掩着面庞，相比没有光彩。”这是事对这一类。王粲的《登楼赋》说：“楚人钟仪被晋国幽禁为囚，仍然弹奏楚国的音乐；越人庄舄在楚国做大官，犹尚吟咏越国的歌曲。”这是反对这一类的。张载的《七哀诗》说：“汉高祖怀念家乡的枌榆社，光武帝思念故乡的白水县。”这就是正对这一类的例子。只要把心里话组成对偶就行，这就是言对之所以容易的原因；事对要考验一个人的学问，所以它就比较困难；钟仪和庄舄虽然一个幽囚一个显达，但他们不忘故国的志气却是相同的，所以反对是好的。汉高祖和光武帝都很荣贵，思念家乡的感情也相同，所以说正对是差的。事对也有正对和反对的区别，按照各类来考求，各种各样的对偶自然看得清楚明白了。张华的《杂诗》说：“远游的大雁比翼飞翔，归去的鸿雁连翅而飞。”刘琨的《重赠卢谌诗》说：“孔子听晓捕获到了麒麟很悲伤，孔子听说在西郊狩猎到了麒麟而哭泣。”像这类意思重复的句子，就是对句中重复多余的部分。

因此言对是美好的，好在对得精致巧妙；事对是好的，好在用事公允恰当。倘若两件事情相配对偶，而一好一坏优劣不相称，那就像驾车，把千里马套在马车的左边作骖马，把劣马套在马车的右边作服马。至于要是只有孤零零的一件事情，没有可以相配对的，那就像夔只有一只脚一样，只能跳着走路了。倘若文意气势毫无创新之处，文辞缺乏新异的文采，只是些平庸的骈俪之辞，那就只能使人看了昏昏欲睡。因此，一定要使对偶的句子文理圆通，事义周密，像双联的璧玉呈现文采，共同放在一篇文章里。再加上交错地运用奇句和偶句，像用各种佩戴着的玉石来调节它，这才算是可贵的。类似这样去思考，怎样用对偶的道理自然就明白了。

总结：

事物的生长自然成双成对，

文辞的运用也往往对偶。

创作中能上下左右兼顾，

精义与韵味就能共同表现。

像光彩闪烁并联的花朵，

如明镜照物含有千姿百态。

玉石的光泽和声韵双双传流，

如那佩戴着的美玉杂佩。

《丽辞》的“丽”是骈俪的意思，“丽辞”即骈俪之辞，即讲究对偶，是我国文学艺术中独有的艺术特色之一。本篇论述了文学的对偶问题。

全篇分三部分：一、讲语言的对偶形成的原因及其源流梗概。刘勰认为丽辞的产生出于自然，是自然形成的，事物本身具有对偶的自然美，反映事物的语言自然也有对偶。他欣赏对偶的自然美，主张“自然成对”。二、讲对偶的四种基本类型。刘勰将古来的对偶归纳为四种类型：言对、事对、反对、正对。他的分析基本上是对的。三、通过列举几种应该避免的弊病，论述了使用对偶的基本原则和注意事宜：要对得合理恰当，对句和散句要交错运用等。

对偶是文学作品的一种修辞手段。汉魏六朝文学作品讲对偶之风的逐渐兴起，和文学本身的发展直接有关。它一方面说明随着文学的发展人们日益重视文学艺术修辞手段的运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对这一修辞手段如不正确运用会助长形式主义的文风。刘勰正是在这一情况下讨论了丽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