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律的起始产生，原本根据人发出的声音。人的声音包含宫、商、角、徵、羽五音，本于人的生理气血的活动，古先圣王就是仿照它来创作爵乐歌曲的。所以我们知道乐器模仿的是人的声音，而并不是人的声音去仿效乐器。所以有声的语言，是构成文章的关键，表达情思的机构；吐词发音要符合音律，在调节唇吻等发音机关罢了。古代教唱，要先树立一个标准来衡量发音是否准确：使强音合乎宫调，使弱音合乎徵调。宫调商调的音调高，徵音羽音的声调低；声纽方面，有发喉音和发舌音时喉头和舌头的差异，发唇音和齿音时嘴唇和牙齿的不同，另外还有韵部元音发音窄宽、瘦肥、细洪，人的发音同乐器的音或者饱满或者尖锐相合，音的强弱明白的可以分别。今天有人弹琴如果不协调，弹琴者知道把琴重新改装过，可是作文的音调不协调，却不知道使它协调。那琴弦上的音响，能够调得和谐；而心声发自我内心里，却失掉了和谐的声律。这是什么缘故呢？实在是因为听身外的乐调容易辨别，而听内心的声调难于听得明白啊！所以听身外的琴音容易辨认它合不合调，琴弦的协调可以用手来调定；而听内在的心声困难，声韵与内心的情思复杂；前者可以根据乐律来衡量，后者难于根据文辞来考求。

所有的声音都有飞扬和下沉两种，字词的音响有双声和叠韵两种。两个双声字中隔断了读起来就不顺口，两个叠韵字离开了，念起来一定别扭；一句之中全用沉抑的仄声字读起来很不方便，声响的发出就像要中断了一样；一句中全是飞扬的平声字读起来也不顺口，声调就好像飞扬出去回不来一样。配合起来就像辘轳一样上下圆转，像鳞片难于紧密排列；如果违反了声律配合的规律，念起来那就会佶屈聱牙，这种病症，好像作家得了口吃病一样。文章之所以有口吃病，是写作的人爱好诡奇造成的，文辞过于追逐新奇趋向怪异，所以弄得声韵纠纷杂乱。想要解开这个疙瘩，主要在于坚决果断地去掉癖好。左边有了障碍，也可以从右边去寻找毛病，末尾阻滞不畅，也可以从上面去调整。这样，那声调念起来就很圆转，清脆得像是宝玉发出的声响，那词语听起来就很悦耳，圆转得像贯穿起来的累累相连的珍珠一样。所以文章声韵的美恶好坏，寄托在吟咏里面，韵味从安顿句子上流露出来，气力尽用在求和谐和押韵上。句内的音调随从协调叫做和谐，句末相同的声韵相呼应叫做押韵。押韵的规则有一定，所以收声相同的音容易安排；声调和谐要注意抑扬平仄变化，所以遗下的音响难于协调恰当。拿起笔写文章易于工巧，然而选择声调的协调却是十分困难；连缀词语成为文章难于精致，然而押韵却甚为容易。虽然其中细微曲折的变化难于详述，然而它们大略的纲要，不会超出这些论述。

至于音位固定而宫、商、角、徵、羽五音谐和的，就好比吹笛一样；反复地调音以求合乐的，又颇似调瑟一样。调整瑟弦要靠移动瑟的弦柱，所以有时调不准便会音调不合，笛子的孔在管上是固定的，所以无论怎样吹出来的音是一定的。曹植和潘岳的作品的声韵，就是吹笛的调子，陆机和左思的作品的声韵，是瑟柱的调子。约举两例加以推求，别的也可类推了。再有《诗经》的作者运用声韵，大多清楚明确，《楚辞》夹杂着楚国的方言，所以它的音韵不够清楚明白的实在繁多。到了西晋的张华论述用韵，说陆机的作品多用楚音，陆机的《文赋》也说用韵不容易，可以说继承屈原的用韵，却失去了《诗经》黄钟正调的音响。大凡音韵运用得正确贴切，那文势大都圆转自如而和畅无碍；但如果文章的音律发生讹变，比把方木榫插进圆孔还更加的不合适。能避免这种不和的现象，那么用韵就没有大毛病了。作家才识精深的，会剖析字句、钻研音响声韵、掌握调和声律的方法，如果学识疏浅，用韵就像偶然碰上的，如同长风吹过箫管眼孔，必然发出杂音，像南郭先生吹竽，只好滥竽充数罢了。古代的人佩戴玉石饰品，走路的时候左边的玉器碰击发出宫、羽的音调，右边的玉器碰击发出徵、角的音调，用来调节走路的步子，使其声调不失应有的秩序；何况在写作上音调构成文章的声律，怎么可以忽视呢？

总结：

表明情志务必高远，

调配音韵则要求细密。

声音节律从胸中发出，

调和音调在于唇吻。

文章有了声律这调味的盐梅，

那音响就像榆槿一样柔滑。

摒除追逐新奇的不正之音，

那文章的声律就更加动听。

《声律》的“声”，指语言的声调；“律”，指语言的韵律。“声律”即语言的声调韵律。本篇主要讲声调和韵律的运用，即文学语言的和谐美。

全篇分三部分：一、讲声律的起源、文章语言的音律与乐声的比较，指出了研究声律对文学创作的必要。二、讲文学作品语言声调的和谐与押韵。其中涉及到双声、叠韵，平仄的配合以及和声、押韵等。三、联系具体的作家讲正声和方言的利弊，进一步总结掌握正声的必要。讲前人作品声律运用的得失及作者掌握好声律的条件。

文学语言要求语音的和谐美。古代作者虽不懂得“声律”，但也自发地注意到语言要和谐顺口。随着文学的发展，对语音和谐的规律逐渐有所认识，刘勰发现了语言音律的复杂性，并对这种复杂情况进行了探讨，得出了比较符合语音科学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