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开天辟地到未开化时代，年代非常久远，生活至今天要知道古代的事情，就靠历史书籍的记载吧！传说轩辕黄帝时代，已经有史官仓颉，主管记载历史的职务，可见史籍记载来源很久远啊！《礼记·曲礼》说：“史官带着笔来记事。”史，就是使，史官在帝王左右拿着笔，记录他们的言语和行动。在古代，在国君左面的左史专门负责记载帝王所做的事，在国君右面的右史专门负责记载帝王所说的话。记言的经典就是《尚书》，记事的经典就是《春秋》。尧舜时代的历史靠《尚书》的《尧典》《皋陶谟》等流传下来，夏商的历史包括在《尚书》的《甘誓》《汤诰》等文献里。到周文王、周武王承受天命，政务才开始革新，周公姬旦制定法典，推算夏、商、周二三代的历法来排列历史顺序，贯穿春、夏、秋、冬四时以联系各种事件来记事，省称春秋。诸侯建国，都备有自己的国史，用以表彰好的，批判坏的，树立良好的风气。

自从周平王势力开始衰微削弱，法制散乱，伦理道德败坏。从前孔子忧虑王道的衰微，伤感周代礼乐文明的败坏，在平时想到凤凰不来而感叹，看到麒麟出现而悲泣不已。于是他从卫国回到鲁国后，就请教乐官订正《雅》《颂》的音乐，借用鲁国的历史撰修《春秋》，举出事实的得失来加以指斥和赞美，引证国家的存亡来作为劝告或箴戒。在《春秋》里，一个字的褒扬，比坐官车戴官帽还要难以见到；哪怕是片言只语的贬抑，就比受刀斧的诛戮还要耻辱。但《春秋》的旨意精深，经文委婉简练。左丘明与孔子同时，确实领会到孔子的微言大义，全面系统地探讨事件的始末，创作了《春秋左氏传》。传，就是转的意思。转述《春秋》的用意，转授给后代，它实在是《春秋》的辅助读物，历史记事文章中的佼佼者。到了战国时代，史官之职仍然存在。秦始皇合并了七国，可是七国的历史却保存在各国的历史简册里。因为这些简册只是把战国策士的言行记录下来，而没有依年代编排，所以叫做《战国策》。

汉高祖刘邦灭掉了嬴秦和项羽，积累了多年的武功。汉初的陆贾取法古代，作了《楚汉春秋》。到了汉朝的史官司马谈，世代手执简册作史。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甄别叙述历代帝王功臣的功绩。他叙述帝王，如果比照《尚书·舜典》而称为典，那么这些帝王都算不上是圣人；如果效法孔子《春秋经》而称为经，那《史记》又不是大圣人那样的文章。所以司马迁取法学习《吕氏春秋》的纪，把记帝王的历史通通号称“纪”。“纪”这种记载历史提纲挈领的名号，也是一种包举一切的大称号。所以司马迁用“本纪”来叙述帝王，用“世家”来总叙公侯的事，用“列传”来记录卿士的事，用“八书”来铺叙社会政治制度，用“十表”来谱记年表和爵位。虽然和古代编史的方式不同，却能抓住记述各种历史事实的条例。至于司马迁写《史记》注重照实记录毫不隐讳的宗旨，学识广博议论雄辩的才能，爱好奇异违反儒家经典的过失，体式条例尚不统一还有舛错杂乱的缺点，班彪在他的《史记论》里已有了详细的论述。

到班固叙述前汉历史，继承前人的事业，只要看看司马迁的《史记》，已经明白《汉书》的一半多了。它的“十志”完备丰富，“赞”和“序”的文辞宏伟富丽，内容雅正，有文有质确实有《尚书》的遗味。至于班固在写作《汉书》时尊崇“六经”、效法圣人的典则，条理清楚、内容丰富的优点，偷取父亲著作据为己有的罪过，求取贿赂、出卖文笔的过错，这些仲长统已经讲得很透彻了。再看左丘明的《左传》纪事，按编年附在《春秋经》的经文后面，和经文相间出现的，它虽有文辞简约的长处，然而人物的姓氏宗族不清楚。到了司马迁的《史记》，人物开始分别叙述，使人容易阅览。于是后来著述史书的人都学习效法他。到了西汉孝惠帝不管政务，吕后临朝摄政，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都专门为她立了《吕后本纪》和《高后纪》，这既违反了经书的教训又不合实际的做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自从伏羲氏以来，没有听说过妇女当皇帝的呀！汉代的国运所遇到的事，难以作为后世效法学习的榜样。“母鸡没有晨鸣的”，这是周武王首先发出的誓言，“妇女不得参与国事”这是齐桓公在盟誓中著名的话。宣太后搞乱了秦国，吕后摄政危害汉室，这岂只是国家政事难于经手于妇女，就是给其名号也应该谨慎啊！到张衡主管国史，同司马迁、班固一样迷惑糊涂，主张给汉元帝的王后立纪，写《元后本纪》，荒谬得太厉害了。考查起来，刘弘虽然不是汉惠帝的儿子，但是却处于汉惠帝的后嗣之一至为重要的地位上；孺子刘婴诚然微弱幼小，但实际上他继承了汉平帝的皇业。这两人可以立为本纪，何必要有《吕后本纪》《元后本纪》呢？

至于后汉的本纪和列传，最早是班固等人在东观编修的。晋代袁山松的《后汉书》与张莹的《后汉南记》，都偏颇驳杂，不合史法。三国时吴国薛莹的《后汉记》和谢承的《后汉书》，疏漏谬误很多，不够真实。如像西晋司马彪著作的详尽真实，华峤著作的准确恰当，都要算史书中的佳作了。魏代三国的记传先后撰述出来，像孙盛的《魏氏阳秋》，鱼豢的《魏略》，虞溥的《江表传》，张勃的《吴录》这类著作，有的激切虚夸难于相信，有的粗疏阔略不得要领。唯有蜀人陈寿写的《三国志》做到了有文有质，明辨博通。与他同时代的荀勖和张华把他比作司马迁和班固，不是虚假的称誉。至于晋代的史书，是由著作郎掌管。西晋陆机写了《三祖纪》没有写完，南朝宋的王韶之续写《晋纪》没有写到晋亡。干宝著述的《晋纪》精审正确而得到称引，孙盛的《晋阳秋》以简明扼要著名。看看《春秋》的经传，都举出创作条例来。自从《史记》《汉书》以后，就没有可作标准的条例了。到东晋的邓粲作《晋纪》，又开始立出了条例。他摆脱汉魏以来写史的影响，效法学习殷、周时代的《尚书》。虽然邓粲偏居湘江边，但也说明他有心学习经书。后来孙盛著《晋阳秋》订立的条例，就是邓粲设立的规矩呀！

推究历史书的写作，一定要融会贯通百家的著作，使之流传于千年之后，要使得由兴盛到衰亡的史实得到明白的证验，可以作为后世国家兴亡的借鉴。要使一代的制度与日月一起长期共存下去，王道霸道的事迹同天地一起长久流传。因此在汉代初年，史官这一职务很被重视。全国各郡国的文件簿册，都要先汇集在太史官府里，以便让他详细体察全国的各方面的情况。史官还要阅读国家的历史文物藏书，研究残存的书卷，这是要史官精通熟练地考查古代的历史。因此在确立主旨、选用言辞方面，应该依靠经书来作准则；劝告警戒肯定否定，应该凭靠圣人的主张作为宗旨。然后评论史实才能做到明确完整，苛求和浮夸评论的情况才不会发生。然而本纪和列传的样式，既有编年的问题又有缀事的问题，但不管是纪是传都不是泛泛空论，而是按照历史事实记录。只是年代久远了，事件的记载就有同有异，难于完全密切相合；历史事实积累得很多，事件始末就不容易分清楚而产生疏漏，这确实是总汇史料撰述史书的困难啊！有时同一个历史事件，与几个人都有关系，如果两处都记载就失之于重复，而只片面地写在某一纪，传里又有不周到的缺点。这又是编排资料的不容易啊！所以张衡指责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的舛错和伪滥，傅玄讥笑《后汉书》冗赘烦琐，都属于上述两方面的问题。

至于追述远代的事，时代久远容易失实。公羊高说“远古的传说有不同的说法”；荀况主张详近略远；对历史事实有疑问写历史时就让它缺着，这是尊重历史的真实。然而世俗之人都好奇，不顾历史要真实的原则。记述传闻总想夸大，记录远古事迹总是猜测使之更加地详细，于是丢弃共同的说法，选择奇异的，牵强附会。旧史没有记载的，我著的史书却尽量多记。这就是造成错误浮夸的根本原因，是记述远古历史的大害。至于记载当代的历史，时代相同也有很多虚假。虽说孔子在《春秋》里写和他同时代的鲁定公、鲁哀公的历史时，用了隐晦不明的表示批评的言辞，然而世道人情的利害关系却不能不考虑。贵族氏家，即使是庸夫俗子，也要尽量加以夸奖；困顿失败的士人豪杰，纵然有美好的品德操行，也常常受到嘲笑和埋没。这真好比北风吹霜冻，太阳晒露水，完全凭着一支笔。这又是对同一个时代历史的歪曲，是让人叹息的。所以追述远古历史就是那样的诬妄不实虚假伪造，记述当代历史就是这样的违反事实偏邪歪曲，辨析事理能够居中得正，只有公正无私的史臣才办得到吧！

至于对待尊者或贤者，为他们隐讳缺点，本是孔子作《春秋》的宗旨，因为纤小的瑕疵不能掩盖整个美玉的光泽；对奸邪要加以惩戒，实在是优秀的史家直笔，好比农夫看见了野草就一定要锄掉一样，像这样的条例，也是历代撰写史书所遵循的同一标准。至于寻求把繁杂众多的史实统率起来寻找一个纲领的方法，务求真实可信和抛弃猎奇的要点，弄明白开头和结尾的顺序，品评事例得失的条例等，只要明白了这些大的纲要，便可以贯穿各种道理。然而撰写史书的任务，乃是包举一个时代的历史，对全国都负有责任，因而也就会招致各种是非的责备。担负著作历史的任务，没有比这更劳累辛苦的了。司马迁和班固虽然都是精通历史的专家，可还是受到后世历代的种种诋毁。假若撰写史书任凭感情而失去公正的原则，那这样的文章可就危险啦！

总结：

史官开始于轩辕黄帝，

史书体制完备在周公、孔子。

世代的经历编写在历史书里，

善的恶的共同在这里记载。

它的传播褒扬和判断抑贬，

使千秋万古都魂魄震动。

写史的文辞应宗法左丘明，

记史的正直要如同南、董。

从《史传》至《史记》的十篇，所论文体，都属“笔”类，是对各体散文的论述。刘勰把“史传”列在无韵文之首来讨论，这是他认为史含文，把写史看作作文，把史家看做文学家的表现。刘勰所推崇的史书《春秋左氏传》《史记》《汉书》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们的作者都是大文学家。《史传》主要讲各代的历史著作和历史著作的写作。

全篇分两大部分：一、讲史传的定义、史书的产生和晋宋以前的史书。二、总结编写史传的理论，提出编写史书的四条大纲。

刘勰对历史著作的基本主张是“务信弃奇”，他强调对于不可信的东西，宁可从略甚至是不写，也不可以穿凿附会，追求奇异，而且他特别反对不从实际出发，抬高权贵，贬抑失意之士，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又说不给女后立纪等，和自己的观点自相矛盾。总起来看，刘勰总结的史传写作原则，既对史传的写作与批评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又对文学创作与批评，特别是对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和记实文学的写作与批评有很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