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词旷达，辛弃疾的词豪放。没有二人的胸襟而学他们的词，就好像东施仿效西施捧心，适得其反。

此则犹是承前一则而来。按照前后语境，重点似落在辛弃疾身上，大约是苏轼、辛弃疾风格相近，所以并为论述。而并论苏、辛二人，也与“近人”词风有关。盖近人学辛弃疾词，多侧重在粗犷、滑稽方面，而对于辛词中的性情、境界、气象，则不遑师法。所以这一则提出“胸襟”以作师法辛弃疾的门径。其实师法辛弃疾，仍可汇流到师法北宋的大方向中来。

所谓“胸襟”，是指人的性格、气质、精神和学养凝合成的一种人格境界。胸襟高远，才能脱略凡俗，超越凡境，而成就自身的卓越。在王国维看来，苏轼与辛弃疾都属于胸襟高远之人，其人既非常人可以效法，其词也非常人可以模仿。若勉强效法模仿，不过如东施效法西施“捧心”之状，不仅没有西施的美，反而彰显出自己的丑来。因为西施的“胸襟”在“病心”，因病心而捧心，故不失自然；东施既然没有病心之事，则在形式上“捧心”，就不免贻人以笑柄了。王国维所举此例不一定十分契合其语境，但其意义指向的方式是相近的。

词学史上往往将苏轼与辛弃疾并列为豪放词派的代表，这当然是着眼两人词风之所同，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苏轼与辛弃疾二人生活年代既然不同，个人经历和性格内涵也有差异。表现在词风上，就是两人虽然都写了不少超越传统婉约风格的词，但各自在超越后的风格趋向仍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认为苏轼心地磊落，而且有一种源于天性的忠爱，所以他的词在超旷的风格中表达出平和之意；辛弃疾气概阔大，但没有实施的机会，所以他的词在豪雄的风格中包含着悲郁之意。陈廷焯的这一分析，堪称精辟，王国维此论也可能是受到陈廷焯的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