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延巳词虽然没脱离五代的风格，但表现的内容要宽广得多，开辟北宋一代风气。与南唐中主、后主的词都在《花间集》范围外，《花间集》没有选他们一首词是有道理的。

王国维此前以“深美闳约”评冯延巳，此再以“堂庑特大”相评，大旨在肯定冯延巳在词史发展中的转折意义。所谓“五代风格”，其实主要即指以《花间集》为代表的词风，以春花秋柳写旖旎之情，月下樽前是基本意象，相思离别是基本主题。今检《阳春集》，类似作品确实不少，这是冯延巳“不失”五代风格之处，此盖缘于其生活年代与生活方式大体相近之故也。所以王国维语境中的“五代风格”正是指向“花间”词风的。

晚唐五代词的繁盛，除了有以蜀地为代表的花间词派之外，还有以李璟、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派。与花间词派中的词人多身居下僚不同，南唐词派则以帝王和重臣为主要角色。这种身份和角色的不同，自然会意味着生活方式和眼界的差异。王国维看出李璟、李煜与冯延巳“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其实就是从整体上看出了南唐词风对花间词风的转变和突破意义。但因此而将这种风格的差异看做是不为《花间集》所收录的原因，却属无谓。因为《花间集》本身就是以收录蜀人或曾经在蜀地任职的词人词作为范围的，南唐诸人即在地望上也不符合《花间集》的收录标准，更遑论风格的不同了。

如果说李煜的词“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的话，冯延巳的词同样有这样的特色，而且冯延巳年长于李煜，所以就转变词风的肇始而言，冯延巳应该是更值得关注的人物。只是李煜的变革成就更突出、影响更大而已。冯延巳的词比较多地突破传统题材，侧重写自我的心境，而且其所写的感情往往并不具体，只是描述一种感情的意境而已。如其《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只是反复描写了一种“闲情”的纠缠情形，至于这种闲情的具体内涵，一直闪烁其词，未曾明说，所以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也很大。“堂庑”云云，正是针对这一特点而言的。至于冯延巳词对北宋词的影响，乃是词学史上公认的事实。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言之已颇为分明。则王国维将冯延巳作为五代与北宋词风交替之际带有标志性的人物，是有很充分的学理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