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是政治家的话；“长陵亦是闲邱陇，异日谁知与仲多”，是诗人的话。政治家的眼光，局限于一人一事；诗人的眼光，通识古今而作观察。词人观察事物应该用诗人的眼光，不可以用政治家的眼光，所以感事、怀古等作品，应当与祝寿的词一样为词家所禁忌。

此则区别诗歌与政治的关系，强调用诗人之眼观物，以诗人之言表述。

罗隐“君王”二句写观览隋炀帝陵的感慨，认为炀帝虽然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建立了功勋，但因为在任上过于无道，结果死后只有雷塘的数亩田成为他的葬身之地。罗隐的感慨其实限于一朝一姓之盛衰。而唐彦谦的“长陵”二句则是感怀世事的沧桑，带有较大的普遍性。

王国维认为之所以在诗歌中出现这两种情感状态，与诗人的观物方式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政治家多着眼于具体的人和事，即使是对盛衰的感慨也是带有很强的针对性，这与政治家的身份和思维方式不可分割。而诗人观物虽然也可能是由一人一事一物引发，但诗人由此看到的是古今不易的感情，所以诗人的眼界要更高远，所表现的感情也更有代表性。

王国维要求词人观物要用“通古今而观之”的诗人之眼，反对写感事、怀古、寿词这类题材，因为这类题材往往受具体内容的限定太多。所感何事，所怀何古？都有一个明确的对象在。而寿词的对象更是具体的个人。要在这些题材的创作中彰显出高远之境，确实难度颇大。但实际上题材并不一定是决定性的因素，如何根于题材又在眼光上超越题材，才是对一个优秀词人的衡量标准所在。王国维未免过于重视题材的重要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