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共包括31章。其中著名的文句有:“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本篇涉及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孔子弟子对其师的议论；此外,还记述了孔子的某些活动。

孔子很少谈到利益,却赞成天命和仁德。

“子罕言利”,说明孔子对“利”的轻视。在《论语》书中,我们也多处见到他谈“利”的问题,但基本上主张“先义后利”、“重义轻利”,可以说孔子很少谈“利”。此外,本章说孔子赞同“命”和“仁”,表明孔子对此是十分重视的。孔子讲“命”,常将“命”与“天”相连,即“天命”,这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孔子还讲“仁”,这里其思想的核心。对此,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也已评论,请参阅。

达巷党这个地方有人说:“孔子真伟大啊!他学问渊博,因而不能以某一方面的专长来称赞他。”孔子听说了,对他的学生说:“我要专长于哪个方面呢？驾车呢？还是射箭呢？我还是驾车吧。”

对于本章里“博学而无所成名一句”的解释还有一种,即“学问广博,可惜没有一艺之长以成名。”持此说的人认为,孔子表面上伟大,但实际上算不上博学多识,他什么都懂,什么都不精。对此说,我们觉得似乎有些求全责备之嫌了。

孔子说:“用麻布制成的礼帽,符合于礼的规定。现在大家都用黑丝绸制作,这样比过去节省了,我赞成大家的作法。(臣见国君)首先要在堂下跪拜,这也是符合于礼的。现在大家都到堂上跪拜,这是骄纵的表现。虽然与大家的作法不一样,我还是主张先在堂下拜。”

孔子赞同用比较俭省的黑绸帽代替用麻织的帽子这样一种作法,但反对在面君时只在堂上跪拜的作法,表明孔子不是顽固地坚持一切都要合乎于周礼的规定,而是在他认为的原则问题上坚持己见,不愿作出让步,因跪拜问题涉及“君主之防”的大问题,与戴帽子有根本的区别。

孔子杜绝了四种弊病:没有主观猜疑,没有定要实现的期望,没有固执己见之举,没有自私之心。

“绝四”是孔子的一大特点,这涉及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人只有首先做到这几点才可以完善道德,修养高尚的人格。

孔子被匡地的人们所围困时,他说:“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体现在我的身上吗？上天如果想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消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外出游说时被围困,这对孔子来讲已不是第一次,当然这次是误会。但孔子有自己坚定的信念,他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自己是周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不过,当孔子屡遭困厄时,他也感到人力的局限性,而把决定作用归之于天,表明他对“天命”的认可。

太宰问子贡说:“孔夫子是位圣人吧？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说:“这本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而且使他多才多艺。”孔子听到后说:“太宰怎么会了解我呢？我因为少年时地位低贱,所以会许多卑贱的技艺。君子会有这么多的技艺吗？不会多的。”

作为孔子的学生,子贡认为自己的老师是天才,是上天赋予他多才多艺的。但孔子这里否认了这一点。他说自己少年低贱,要谋生,就要多掌握一些技艺,这表明,当时孔子并不承认自己是圣人。

子牢说:“孔子说过,‘我(年轻时)没有去做官,所以会许多技艺’。”

这一章与上一章的内容相关联,同样用来说明孔子“我非生而知之”的思想。他不认为自己是“圣人”,也不承认自己是“天才”,他说他的多才多艺是由于年轻时没有去做官,生活比较清贫,所以掌握了这许多的谋生技艺。

孔子说:“我有知识吗？其实没有知识。有一个乡下人问我,我对他谈的问题本来一点也不知道。我只是从问题的两端去问,这样对此问题就可以全部搞清楚了。”

孔子本人并不是高傲自大的人。事实也是如此。人不可能对世间所有事情都十分精通,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但孔子有一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这就是“叩其两端而竭”,只要抓住问题的两个极端,就能求得问题的解决。这种方法,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思想方法。

孔子说:“凤鸟不来了,黄河中也不出现八卦图了。我这一生也就完了吧!”

孔子为了恢复礼制而辛苦奔波了一生。到了晚年,他看到周礼的恢复似乎已经成为泡影,于是发出了以上的哀叹。从这几句话来看,孔子到了晚年,他头脑中的宗教迷信思想比以前更为严重。

孔子遇见穿丧服的人,当官的人和盲人时,虽然他们年轻,也一定要站起来,从他们面前经过时,一定要快步走过。

孔子对于周礼十分熟悉,他知道遇到什么人该行什么礼,对于尊贵者、家有丧事者和盲者,都应礼貌待之。孔子之所以这样做,也说明他极其尊崇“礼”,并尽量身体力行,以恢复礼治的理想社会。

颜渊感叹地说:“(对于老师的学问与道德),我抬头仰望,越望越觉得高；我努力钻研,越钻研越觉得不可穷尽。看着它好像在前面,忽然又像在后面。老师善于一步一步地诱导我,用各种典籍来丰富我的知识,又用各种礼节来约束我的言行,使我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直到我用尽了我的全力。好像有一个十分高大的东西立在我前面,虽然我想要追随上去,却没有前进的路径了。”

颜渊在本章里极力推崇自己的老师,把孔子的学问与道德说成是高不可攀。此外,他还谈到孔子对学生的教育方法,“循循善诱”则成为日后为人师者所遵循的原则之一。

孔子患了重病,子路派了(孔子的)门徒去作孔子的家臣,(负责料理后事,)后来,孔子的病好了一些,他说:“仲由很久以来就干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我明明没有家臣,却偏偏要装作有家臣,我骗谁呢？我骗上天吧？与其在家臣的侍候下死去,我宁可在你们这些学生的侍候下死去,这样不是更好吗？而且即使我不能以大夫之礼来安葬,难道就会被丢在路边没人埋吗？”

儒家对于葬礼十分重视,尤其重视葬礼的等级规定。对于死去的人,要严格地按照周礼的有关规定加以埋葬。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的安葬仪式,违反了这种规定,就是大逆不道。孔子反对学生们按大夫之礼为他办理丧事,是为了恪守周礼的规定。

子贡说:“这里有一块美玉,是把它收藏在柜子里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呢？”孔子说:“卖掉吧,卖掉吧!我正在等着识货的人呢。”

“待贾而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孔子自称是“待贾者”,他一方面四处游说,以宣传礼治天下为己任,期待着各国统治者能够行他之道于天下；另一方面,他也随时准备把自己推上治国之位,依靠政权的力量去推行礼。因此,本章反映了孔子求仕的心理。

孔子想要搬到九夷地方去居住。有人说:“那里非常落后闭塞,不开化,怎么能住呢？”孔子说:“有君子去位,就不闭塞落后了。”

中国古代,中原地区的人把居住在东面的人们称为夷人,认为此地闭塞落后,当地人也愚昧不开化。孔子在回答某人的问题时说,只要有君子去这些地方住,传播文化知识,开化人们的愚蒙,那么这些地方就不会闭塞落后了。

孔子说:“我从卫国返回到鲁国以后,乐才得到整理,雅乐和颂乐各有适当的安排。”

孔子说:“在外事奉公卿,在家孝敬父兄,有丧事不敢不尽力去办,不被酒所困,这些事对我来说有什么困难呢？”

“出则事公卿”,是为国尽忠；“入则事父兄”,是为长辈尽孝。忠与孝是孔子特别强调的两个道德规范。它是对所有人的要求,而孔子本人就是这方面的身体力行者。在这里,孔子说自己已经基本上做到了这几点。

孔子在河边说:“消逝的时光就像这河水一样啊,不分昼夜地向前流去。”

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像好色那样好德的人。”

孔子说:“譬如用土堆山,只差一筐土就完成了,这时停下来,那是我自己要停下来的；譬如在平地上堆山,虽然只倒下一筐,这时继续前进,那是我自己要前进的。”

孔子在这里用堆土成山这一比喻,说明功亏一篑和持之以恒的深刻道理,他鼓励自己和学生们无论在学问和道德上,都应该是坚持不懈,自觉自愿。这对于立志有所作为的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塑造。

孔子说:“听我说话而能毫不懈怠的,只有颜回一个人吧!”

孔子对颜渊说:“可惜呀!我只见他不断前进,从来没有看见他停止过。”

孔子的学生颜渊是一个十分勤奋刻苦的人,他在生活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要求,而是一心用在学问和道德修养方面。但他却不幸死了。对于他的死,孔子自然十分悲痛。他经常以颜渊为榜样要求其他学生。

孔子说:“庄稼出了苗而不能吐穗扬花的情况是有的；吐穗扬花而不结果实的情况也有。”

这是孔子以庄稼的生长、开花到结果来比喻一个人从求学到做官的过程。有的人很有前途,但不能坚持始终,最终达不到目的。在这里,孔子还是希望他的学生既能勤奋学习,最终又能做官出仕。

孔子说:“年轻人是值得敬畏的,怎么就知道后一代不如前一代呢？如果到了四五十岁时还默默无闻,那他就没有什么可以敬畏的了。”

这就是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社会在发展,人类在前进,后代一定会超过前人,这种今胜于昔的观念是正确的,说明孔子的思想并不完全是顽固守旧的。

孔子说:“符合礼法的正言规劝,谁能不听从呢？但(只有按它来)改正自己的错误才是可贵的。恭顺赞许的话,谁能听了不高兴呢？但只有认真推究它(的真伪是非),才是可贵的。只是高兴而不去分析,只是表示听从而不改正错误,(对这样的人)我拿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这里讲的第一层意见是言行一致的问题。听从那些符合礼法的话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而真正依照礼法的规定去改正自己的错误,才是问题的实质。第二层的意思是忠言逆耳,而顺耳之言的是非真伪,则应加以仔细辨别。对于孔子所讲的这两点,我们今天还应借鉴它,按照这样的原则去办事。

孔子说：“以忠信为主，不与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有了过错，就不要怕改正。”

忠信为立身之本，不忠不信则被别人所不齿，无法立身于社会之中。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道错误却不去改正。人往高处走，因为只有站在高处才能看到低处的矮小，所以和比自己强的人交朋友才能知道自己的不足。如果与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则会容易滋生自满，让自己倒退。

孔子说:“一国军队,可以夺去它的主帅；但一个男子汉,他的志向是不能强迫改变的。”

“理想”这个词,在孔子时代称为“志”,就是人的志向、志气。“匹夫不可夺志”,反映出孔子对于“志”的高度重视,甚至将它与三军之帅相比。对于一个人来讲,他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任何人都无权侵犯。作为个人,他应维护自己的尊严,不受威胁利诱,始终保持自己的“志向”。这就是中国人“人格”观念的形成及确定。

孔子说:“穿着破旧的丝棉袍子,与穿着狐貉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认为是可耻的,大概只有仲由吧。(《诗经》上说:)‘不嫉妒,不贪求,为什么说不好呢？’”子路听后,反复背诵这句诗。孔子又说:“只做到这样,怎么能说够好了呢？”

这一章记述了孔子对他的弟子子路先夸奖又批评的两段话。他希望子路不要满足于目前已经达到的水平,因为仅是不贪求、不嫉妒是不够的,还要有更高的更远的志向,成就一番大事业。

孔子说:“到了寒冷的季节,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谢的。”

孔子认为,人是要有骨气的。作为有远大志向的君子,他就像松柏那样,不会随波逐流,而且能够经受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孔子的话,语言简洁,寓意深刻,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孔子说:“聪明人不会迷惑,有仁德的人不会忧愁,勇敢的人不会畏惧。”

在儒家传统道德中,智、仁、勇是重要的三个范畴。《礼记•中庸》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孔子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具备这三德,成为真正的君子。

孔子说:“可以一起学习的人,未必都能学到道；能够学到道的人,未必能够坚守道；能够坚守道的人,未必能够随机应变。”

古代有一首诗这样写道:“唐棣的花朵啊,翩翩地摇摆。我岂能不想念你吗？只是由于家住的地方太远了。”孔子说:“他还是没有真的想念,如果真的想念,有什么遥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