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共计24章。其中著名的文句有:“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本篇中,孔子的几位弟子向他问怎样才是仁。这几段,是研究者们经常引用的。孔子还谈到怎样算是君子等问题。

颜渊问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一切都照着礼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一切就都归于仁了。实行仁德,完全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颜渊说:“请问实行仁的条目。”孔子说:“不合于礼的不要看,不合于礼的不要听,不合于礼的不要说,不合于礼的不要做。”颜渊说:“我虽然愚笨,也要照您的这些话去做。”

“克己复礼为仁”,这是孔子关于什么是仁的主要解释。在这里,孔子以礼来规定仁,依礼而行就是仁的根本要求。所以,礼以仁为基础,以仁来维护。仁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二者紧密结合。这里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克己,二是复礼。克己复礼就是通过人们的道德修养自觉地遵守礼的规定。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贯穿于《论语》一书的始终。

仲弓问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出门办事如同去接待贵宾,使唤百姓如同去进行重大的祭祀,(都要认真严肃。)自己不愿意要的,不要强加于别人；做到在诸侯的朝廷上没人怨恨(自己)；在卿大夫的封地里也没人怨恨(自己)。”仲弓说:“我虽然笨,也要照您的话去做。”

这里是孔子对他的学生仲弓论说“仁”的一段话。他谈到了“仁”的两个内容。一是要他的学生事君使民都要严肃认真,二是要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做到了这两点,就向仁德迈进了一大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成为后世遵奉的信条。

司马牛问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仁人说话是慎重的。”司马牛说:“说话慎重,这就叫做仁了吗？”孔子说:“做起来很困难,说起来能不慎重吗？”

“其言也讱”是孔子对于那些希望成为仁人的人所提要求之一。“仁者”,其言行必须慎重,行动必须认真,一言一行都符合周礼。所以,这里的“讱”是为“仁”服务的,为了“仁”,就必须“讱”。这种思想与本篇第1章中所说:“克己复礼为仁”基本上是一贯的。

司马牛问怎样做一个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不恐惧。”司马牛说:“不忧愁,不恐惧,这样就可以叫做君子了吗？”孔子说:“自己问心无愧,那还有什么忧愁和恐惧呢？”

据说司马牛是宋国大夫桓魋的弟弟。桓魋在宋国“犯上作乱”,遭到宋国当权者的打击,全家被迫出逃。司马牛逃到鲁国,拜孔子为师,并声称桓魋不是他的哥哥。所以这一章里,孔子回答司马牛问怎样做才是君子的问题,这是有针对性的,即不忧不惧、问心无愧。

司马牛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唯独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只要对待所做的事情严肃认真,不出差错,对人恭敬而合乎于礼的规定,那么,天下人就都是自己的兄弟了。君子何愁没有兄弟呢？”

如上章所说,司马牛宣布他不承认桓魋是他的哥哥,这与儒家一贯倡导的“悌”的观念是相违背的。但由于他的哥哥“犯上作乱”,因而孔子没有责备他,反而劝他不要忧愁,不要恐惧,只要内心无愧就是做到了“仁”。这一章,子夏同样劝慰司马牛,说只要自己的言行符合于“礼”,那就会赢得天下人的称赞,就不必发愁自己没有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子张问怎样做才算是明智的。孔子说:“像水润物那样暗中挑拨的坏话,像切肤之痛那样直接的诽谤,在你那里都行不通,那你可以算是明智的了。暗中挑拨的坏话和直接的诽谤,在你那里都行不通,那你可以算是有远见的了。”

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老百姓信任统治者。”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那么在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那么这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么国家就不能存在了。”

本章里孔子回答了子贡问政中所连续提出的三个问题。孔子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应当具备三个起码条件:食、兵、信。但这三者当中,信是最重要的。这体现了儒学的人学思想。只有兵和食,而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这样的国家也就不能存在下去了。

棘子成说:“君子只要具有好的品质就行了,要那些表面的仪式干什么呢？”子贡说:“真遗憾,夫子您这样谈论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本质就像文采,文采就像本质,都是同等重要的。去掉了毛的虎、豹皮,就如同去掉了毛的犬、羊皮一样。”

这里是讲表里一致的问题。棘子成认为作为君子只要有好的品质就可以了,不须外表的文采。但子贡反对这种说法。他的意思是,良好的本质应当有适当的表现形式,否则,本质再好,也无法显现出来。

鲁哀公问有若说:“遭了饥荒,国家用度困难,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只抽十分之一的田税呢？”哀公说:现在抽十分之二,我还不够,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说:“如果百姓的用度够,您怎么会不够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您怎么又会够呢？”

这一章反映了儒家学派的经济思想,其核心是“富民”思想。鲁国所征的田税是十分之二的税率,即使如此,国家的财政仍然是十分紧张的。这里,有若的观点是,削减田税的税率,改行“彻税”即什一税率,使百姓减轻经济负担。只要百姓富足了,国家就不可能贫穷。反之,如果对百姓征收过甚,这种短期行为必将使民不聊生,国家经济也就随之衰退了。这种以“富民”为核心的经济思想有其值得借鉴的价值。

子张问怎样提高道德修养水平和辨别是非迷惑的能力。孔子说:“以忠信为主,使自己的思想合于义,这就是提高道德修养水平了。爱一个人,就希望他活下去,厌恶起来就恨不得他立刻死去,既要他活,又要他死,这就是迷惑。(正如《诗》所说的:)‘即使不是嫌贫爱富,也是喜新厌旧。’”

本章里,孔子谈的主要是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他希望人们按照“忠信”、“仁义”的原则去办事,否则,感情用事,就会陷于迷惑之中。

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做君主的要像君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像臣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齐景公说:“讲得好呀!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虽然有粮食,我能吃得上吗？”

春秋时期的社会变动,使当时的等级名分受到破坏,弑君父之事屡有发生,孔子认为这是国家动乱的主要原因。所以他告诉齐景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恢复这样的等级秩序,国家就可以得到治理。

孔子说:“只听了单方面的供词就可以判决案件的,大概只有仲由吧。”子路说话没有不算数的时候。

仲由可以以“片言”而“折狱”,这是为什么？历来有这样几种解释。一说子路明决,凭单方面的陈述就可以作出判断；二说子路为人忠信,人们都十分信服他,所以有了纠纷都在他面前不讲假话,所以凭一面之辞就可以明辨是非；三说子路忠信,他所说的话决无虚假,所以只听其中一面之辞,就可以断定案件。但无论哪种解释,都可以证明子路在刑狱方面是卓有才干的。

孔子说:“审理诉讼案件,我同别人也是一样的。重要的是必须使诉讼的案件根本不发生!”

子张问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居于官位不懈怠,执行君令要忠实。”

以上两章都是谈的如何从政为官的问题。他借回答问题,指出各级统治者身居官位,就要勤政爱民,以仁德的规定要求自己,以礼的原则治理国家和百姓,通过教化的方式消除民间的诉讼纠纷,执行君主之令要切实努力,这样才能做一个好官。

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古代的文化典籍，又以礼来约束自己，也就不会离经叛道了。”

孔子说:“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而不助长别人的恶处。小人则与此相反。”

这一章所讲的“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贯穿了儒家一贯的思想主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

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政就是正的意思。您本人带头走正路,那么还有谁敢不走正道呢？”

无论为人还是为官,首在一个“正”字。孔子政治思想中,对为官者要求十分严格,正人先正己。只要身居官职的人能够正己,那么手下的大臣和平民百姓,就都会归于正道。

季康子担忧盗窃,问孔子怎么办。孔子回答说:“假如你自己不贪图财利,即使奖励偷窃,也没有人偷盗。”

这一章同样是孔子谈论为官从政之道。他仍然阐释的是为政者要正人先正己的道理。他希望当政者以自己的德行感染百姓,这就表明了他主张政治道德化的倾向。具体到治理社会问题时也是如此。他没有让季康子用严刑峻法去制裁盗窃犯罪,而是主张用德治去教化百姓,以使人免于犯罪。

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成全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戮的手段呢？您只要想行善,老百姓也会跟着行善。在位者的品德好比风,在下的人的品德好比草,风吹到草上,草就必定跟着倒。”

孔子反对杀人,主张“德政”。在上位的人只要善理政事,百姓就不会犯上作乱。这里讲的人治,是有仁德者的所为。那些暴虐的统治者滥行无道,必然会引起百姓的反对。

子张问:“士怎样才可以叫做通达？”孔子说:“你说的通达是什么意思？”子张答道:“在国君的朝廷里必定有名望,在大夫的封地里也必定有名声。”孔子说:“这只是虚假的名声,不是通达。所谓达,那是要品质正直,遵从礼义,善于揣摩别人的话语,对察别人的脸色,经常想着谦恭待人。这样的人,就可以在国君的朝廷和大夫的封地里通达。至于有虚假名声的人,只是外表上装出的仁的样子,而行动上却正是违背了仁,自己还以仁人自居不惭愧。但他无论在国君的朝廷里和大夫的封地里都必定会有名声。”

本章中孔子提出了一对相互对立的名词,即“闻”与“达”。“闻”是虚假的名声,并不是显达；而“达”则要求士大夫必须从内心深处具备仁、义、礼的德性,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而不仅是追求虚名。这里同样讲的是名实相符,表里如一的问题。

樊迟陪着孔子在舞雩台下散步,说:“请问怎样提高品德修养？怎样改正自己的邪念？怎样辨别迷惑？”孔子说:“问得好!先努力致力于事,然后才有所收获,不就是提高品德了吗？检讨自己的邪念了吗？由于一时的气愤,就忘记了自身的安危,以至于牵连自己的亲人,这不就是迷惑吗？”

这一章里孔子仍谈个人的修养问题。他认为,要提高道德修养水平,首先在于踏踏实实地做事,不要过多地考虑物质利益；然后严格要求自己,不要过多地去指责别人；还要注意克服感情冲动的毛病,不要以自身的安危作为代价,这就可以辨别迷惑。这样,人就可以提高道德水平,改正邪念,辨别迷惑了。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樊迟问什么是智,孔子说:“了解人。”樊迟还不明白。孔子说:“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恶的人,这样就能使邪者归正。”樊迟退出来,见到子夏说:“刚才我见到老师,问他什么是智,他说‘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恶的人,这样就能使邪者归正。这是什么意思？”子夏说:“这话说得多么深刻呀!舜有天下,在众人中逃选人才,把皋陶选拔出来,不仁的人就被疏远了。汤有了天下,在众人中挑选人才,把伊尹选拔出来,不仁的人就被疏远了。”

本章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仁,二是智。关于仁,孔子对樊迟的解释似乎与别处不同,说是“爱人”,实际上孔子在各处对仁的解释都有内在的联系。他所说的爱人,包含有古代的人文主义精神,把仁作为他全部学说的对象和中心。正如著名学者张岂之先生所说,儒学即仁学,仁是人的发现。关于智,孔子认为是要了解人,选拔贤才,罢黜邪才。但在历史上,许多贤能之才不但没有被选拔反而受到压抑,而一些奸佞之人却平步青云,这说明真正做到智并不容易。

子贡问怎样对待朋友。孔子说:“忠诚地劝告他,恰当地引导他,如果不听也就罢了,不要自取其辱。”

在人伦关系中,“朋友”一伦是最松驰的一种。朋友之间讲求一个“信”字,这是维系双方关系的纽带。但对待朋友的错误,要坦诚布公地劝导他,推心置腹地讲明利害关系,但他坚持不听,也就作罢。如果别人不听,你一再劝告,就会自取其辱。这是交友的一个基本准则。所以清末志士谭嗣同就认为朋友一伦最值得称赞,他甚至主张用朋友一伦改造其他四伦。其实,孔子这里所讲的,是对别人作为主体的一种承认和尊重。

曾子说:“君子以文章学问来结交朋友,依靠朋友帮助自己培养仁德。”

曾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主张以文章学问作为结交朋友的手段,以互相帮助培养仁德作为结交朋友的目的。这是君子之所为。以上这两章谈的都是交友的问题,事实上在五伦当中,儒家对于朋友这一伦还是比较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