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久者飞必高，开先者谢独早；知此，可以免蹭蹬之忧，可以消躁急之念。

一支隐伏很久的鸟，一旦飞起来必能飞得很高；一棵开得很早的花木，等到凋谢时也必然凋谢得很快。人只要能明白这种道理，即可以免除怀才不遇的忧虑，也可以消解急于求取功名利禄的念头。

做人要先抑后扬，“不鸣则已，一鸣冲天”。常怀此心志，就不会为自己现在不得志而抑郁烦躁，反而会静下一颗心，为将来积蓄力量。只要你对这个制度充满信心，你还用担心没有伸展大智的机会吗?当年诸葛亮隐居南阳，“乐躬耕于垄亩兮，以待天时”。直待刘备三顾茅庐，方为隆中之对，指点天下大势。

勤廉“莽知县”“惠政”解民苦

“官不勤职，咎有难辞。”这是清朝乾隆年间湖南宁远县知县汪辉祖的一句名言，也是他为官的座右铭。

汪辉祖(1730-1807)，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年轻时曾“入州县掌书记”，充当州县官的幕僚，并以“持正不阿，为时所称”。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授湖南宁远县知县。由于有在官场的经历，汪辉祖上任之初便公开向百姓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要勤于政务。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黎民百姓。并明确提出：“官不勤职，咎有难辞。”实际上，这也是他的就职宣言。在封建社会晚期，当众多官员都在醉生梦死、贪赃枉法的情况下，汪辉祖能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并把自己的行动置于百姓的监督之下，这还是需要些勇气的。

汪辉祖做官的时间并不长，但他确实是按照自己的话去做的。他处理政务事必躬亲，从来不假他人之手。据阮元《循吏汪辉祖传》，汪辉祖到任之后，即“延见绅耆，问民疾苦，四乡广狭肥瘠、人情良莠皆籍记之。然后教民多种植，知礼让，惜廉耻。诫昏(婚)礼之费，而民知俭；禁丧礼之酒，而民知哀。鄙陋之俗，翕然丕变。”以上记载不免有溢美之词，但汪辉祖以勤职自勉，处理政务事必躬亲却是事实。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任官有“惠政”，同时得到了百姓的信赖。

汪辉祖“惠政”之突出者，即判案公允。这与他认真研究律法，亲自查阅案卷，注重调查了解情况是分不开的。同时，在办案中，他还“尤善色听”，从而保证了审案不先入为主，并不受他人影响。因此，“决狱皆曲当”，人称“神明”。对此，汪辉祖还不满意。为了不造成冤狱，“每决狱，纵民观听”，判决之后，也还经常询问堂下观者是否允当。他在宁远的几年中，处理了众多案件，大都为百姓所称赞。更为可贵的是，汪辉祖审案不仅注意判决之公允，而且还特别注意对犯人的教育。他常在判决之后对犯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其改恶从善。阮元的《循吏汪辉祖传》有如下记载：

遇罪人当予杖，呼之前曰：“若律不可逭，然若受父母肤体，奈何行不肖亏辱之?”再三语，罪人泣，君亦泣。或对簿者反代请得保全。去卒改行为善。

汪辉祖判案远近闻名，以至“他邑有讼，闻移辉祖鞫之者。皆大喜”。

汪辉祖另一个突出的“惠政”，即解决了宁远的食盐问题。宁远县一直是由政府控制，行销淮盐，而淮盐价格昂贵，比盐商私行销售的粤盐高出几倍。因此，宁远百姓多食粤盐。但是，粤盐的买卖在当时的宁远县是违反清政府有关食盐销售法的。因此，上官经常派营弁侦捕，以至“人情惶忧”。汪辉祖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深感为百姓解除疾苦乃当官之要务，于是下决心解决百姓的食盐同题。他走出官府，亲自调查了私盐的销售情况，以及百姓的意愿，制定了妥善的改革方案。他一方面向上司呈文，指出“盐愈禁则值日增。夫私不可纵，而食淡可虞”。请求上司允许在宁远改售粤盐。同时在县内张贴告示，声明：凡盐商少量销售粤盐，一次不超过十斤者，听其便。很快，宁远的食盐问题得到了改善，百姓拍手称快。但是，上司派出的侦弁却上告汪辉祖故意放纵走私。汪辉祖敢做敢为，据理力争。后来，湖广总督毕沅了解了这一情况，不仅佩服汪辉祖的胆量，而且十分赞赏他的做法，于是下令嘉奖，并“立弛粤盐禁”。这件事在当时影响颇大，汪辉祖也因此受到舆论的赞扬，被称为“莽知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