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昧己心，不尽人情，不竭物力；三者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子孙造福。
不蒙蔽自己的良心，不作绝情绝义的事，不过分浪费物力，假如能做到这三件事，就可以为天地树立善良的心性，为万民创造生生不息的命脉，进而为后代万世子孙创造永恒的幸福。
一个有为的人不受外物摆布，他拥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原则，把天机人情看得通透，因而能志一动气，我行我素。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不得志独善其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曾有过下海与守本的争论，最后的结论是，宜下海的下海，宜做学问的做学问。知识分子要分流，各守一业，坚韧不拔，“各抱地势，勾心斗角”。
尽忠佐五朝尽职效万民
夏原吉，祖籍江西德兴。其父任湖广湘阴(今属湖南)教谕时，举家迁居于此，遂定居。原吉幼年丧父，由寡母抚养，发奋读书，被荐入当时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太学。一日，明太祖朱元璋视察太学，见原吉彬彬然不苟言笑，颇有为官风度，于是任为户部主事。从此，原吉开始了一生辉煌的政治生涯。
原吉处事持重，“临政善酌”，因而很得户部尚书郁新的器重。户部诸司事务，郁新均与原吉商量谋划。有官员刘郎中妒忌原吉才能，伺机诬陷。不久，尚书郁新上奏弹劾官吏中怠事者，触怒了明太祖龙颜。刘郎中乘机诬告郁新所言所为，实是原吉指使，希图明太祖迁怒于原吉。明太祖身为一代开国之君，颇能识人。他览奏斥责刘郎中道：“原吉能佐尚书理部事，汝欲陷之耶!”一语道破他的不良私念。原吉反而因祸得福，才名远扬。建文元年(1399年)升任户部右侍郎。第二年充采访使，率给事中出巡福建。凡所过郡邑，考核吏治，体察民情，博得百姓称誉。
“靖难”之役后，燕王朱棣入继大统，称明成祖，即永乐大帝。原吉由户部右侍郎转为左侍郎。古来“一朝天子一朝臣”，似成惯例。有人上奏称：原吉乃建文帝的大臣，不宜重用。明成祖豁达大度道：“原吉忠于太祖，以故忠于建文，又岂不忠朕耶?”逾月，不顾众人非议，委以户部尚书重任。
永乐元年(1403年)，浙西发大水，毁堤淹田，江南一片汪洋泽国，百姓生计可虑。地方官员力薄财窘，屡治无效。明成祖以江南乃朝廷赋税主要收入地之一，不可久灾，命原吉赴吴浙治水，并赐原吉《水利集》。原吉到任后，实察浙西地势形性，高下起伏，奏请循《禹贡》三江入海故迹，疏通吴淞江下游，上接太湖。且相度地势，各置石闸，根据江水不同季节流量之大小，或启或闭。每年水涸时，修筑两岸圩堤，以防雨季暴流。明成祖嘉允其奏，命原吉发十万人治水。原吉身着寻常布衣，徒步来回视察，日夜经划。盛暑烈日炎炎，挥汗如流，令属下撤去为自己张着的遮阳盖，道：“民劳，吾何忍独适。”官民同心，终于使浙西水害稍息，百姓得以耕作。
原吉还朝，上言：“苏淞之水，虽由故道入海，而支流未尽疏泄，请复往治之。”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在大理寺卿袁复、陕西参政宋性辅助下，原吉发众疏浚江南白茆塘、刘家河、大黄浦等处，苏淞农田仰此而获大利。明人何良俊说：“我朝唯夏忠靖(原吉)、周文襄(忱)有大功劳于江南。”
永乐三年(1405年)夏天，浙西大饥。明成祖命原吉率袁复、佥都御史俞士吉及左通政赵居任赴灾区赈济百姓。原吉奏请发粟三十万石，并给受灾农户牛种，维持了百姓生计，保证农户得以正常生产。有人提出，增加江南百姓佃种水退淤田之田赋数额。原吉在江南闻听此说，连忙上疏朝廷，痛陈其弊，请求放弃此议。明成祖权衡利弊，最后采纳了原吉的意见。大臣姚广孝自浙西返回京城，称赞原吉有“古之遗爱”。
原吉兢兢业业，克尽本职。自浙西还部理事不久，首请裁冗食、平赋役、平盐法、清仓场、广屯种、钱钞之禁等事，均得施行。户部主管天下户口升降和赋役之增减。明朝泱泱大国，地域万里，原吉对职内之事均能了如指掌。他将中外户口、府库、田赋增缩之数，写在小简上，放置怀中，以备时时检阅。当时，兵革初定，封赏功臣、分封诸藩、增设卫所、发兵安南、营建北京以及营造巨舰、遣使下西洋等事，大费钱财，其转输供应以亿万计。原吉悉心筹划，应付自如，使诸事得以顺利进行。
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亲自北征蒙古旧部，命原吉辅助太孙留守北京，总理九卿诸事务。成祖临行勉励原吉：“朕以房玄龄视卿。”原吉果然不负众望，每日清晨入朝，辅佐太孙处理日常事务，判事周详而果断。有郎官御史请事，原吉口应手判，举止从容，顷刻立就，显示了出众的才能。
明成祖还朝，又命原吉侍从太孙，周行乡落，体察民间疾苦。某日，行到一处，原吉取细碎黄米进献太孙，道：“愿殿下食此，知民难。”当时吏部尚书蹇义与原吉齐名。蹇义简重善谋，原吉弘裕善断，朝廷内外称作“蹇夏”。在一次宴会上，成祖指着原吉与蹇义，对众大臣说：“欲观古名臣，此其人矣!”予原吉为官才能与风度以极高评价。
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之议，体现了原吉“君子长者”的风度。明成祖即位后，以近二十年之人力物力，营建北京，筹措迁都事宜。此年，新都北京皇宫三殿遭灾，成祖下诏令臣民进言。言官大多提出迁都北京不便，其中尤以主事萧仪言词激烈。成祖大怒，杀了萧仪，并说：“方迁都时，与大臣密议，久而后定，非轻举也。”不料如此一来，激怒了言官。他们上奏弹劾众大臣。成祖一气之下，令大臣与言官俱跪午门外对辩。众大臣争着怒骂言官，唯独原吉上奏成祖，称言官应诏进言无罪，而“臣等备员大臣，不能协赞大计，罪在臣等”。成祖闻此气消，不再追究双方，令各回衙门办事。一场偌大风波，因原吉自责退让而平息了。事后，有大臣责备原吉作为筹划迁都人之一，违背了迁都初议。原吉道：“吾辈历事久，言虽失，幸上怜之。若言官得罪，所损不细矣。”众大臣均叹服原吉的良苦用心和豁达大度。
这一年的冬天，明成祖准备大举北征，召原吉问边储多寡。原吉奏称：由于连年出兵塞外，无功而返，军马储蓄十丧八九。各地灾荒不断，内外俱疲。又加圣上龙体欠安，不宜出兵亲征。自负的成祖见原吉拂了自己兴致，勃然大怒，将他系于内监，令籍没原吉家产。朝夕之间，原吉由“宠极”而至“困极”。士兵冲进了当朝主管钱财的户部尚书家，翻箱倒箧，只见除了皇上赐钞以外，仅布衣瓦器而已。室简家陋，别无他物。
明成祖连年亲征，积劳成疾。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在北征回兵途中，行至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终于一病不起。临终前，成祖回想北国的凄风冷月、漠漠黄尘，想起原吉的劝言，不禁潸然泪下，对左右随行人员说：“原吉爱我!”言语之中，充满了感激、内疚和怅落。
明成祖病逝消息三日后传到北京，太子走奔原吉囚所，哭告噩耗，且令原吉出狱，共议丧札。原吉以国家社稷为重，抛弃被囚之怨，辅佐太子稳定局势，并奏请太子赈饥荒、省赋役、罢西洋取宝船及云南、交趾采办银等，太子一一从之。
仁宗即位后，恢复原吉户部尚书旧职。原吉母亲操劳一生，在儿子困顿之际，不幸撒手人寰。此时原吉上奏，以替母亲守孝为由，请求退休。仁宗道：“卿老臣，当与朕共济艰难。卿有丧，朕独无丧乎?”令地方官员代办原吉母亲丧事。不久，进原吉少保，兼太子少傅，尚书如故，领取三职俸禄。原吉坚辞三职俸禄不受。
仁宗登基不及一年而逝，宣宗继位。第二年，封在乐安(今山东广饶)的汉王高煦叛乱，以“靖难”为辞，指斥原吉为奸臣之首。宣宗连夜召集大臣计议。原吉免冠顿首，向宣宗请罪。宣宗道：“彼借卿为兵端耳。”命原吉坐屏左共议对策。大臣杨荣首请宣宗亲征。宣宗面露难色。原吉以建文时李景隆兵败之事为例，赞同杨荣意见，劝宣宗亲征。并建言兵贵神速，卷甲趋之，可先夺人之心。宣宗遂拿定主意，亲自率师往征汉王。兵临城下，汉王高煦犹令人绕城大骂原吉。然而人心所向，兼之朝廷决策果断，高煦之叛很快平定了。
宣德二年(1427年)，原吉从宣宗北巡。一日，宣宗偶取原吉干粮尝之，连连啐口，笑道：“何恶也!”原吉正襟从容道：“军中犹有馁者。”宣宗醒悟，下令犒劳将士。
还居京师不久，原吉与蹇义等四重臣离职以备顾问。宣德五年(1430年)正月去世，终年六十五岁。
《明史》编纂者赞评原吉“有雅量，人莫能测其际。同列有善，即采纳之”。礼部尚书吕震曾攻击原吉“柔奸”。后吕震为儿子求官，皇帝征求原吉意见，原吉以吕震在“靖难”时有守城功，亦为其子请官。平江伯陈瑄与原吉有隙，永乐初年，陈瑄曾想杀原吉。原吉却时时称赞陈瑄才能，后又力荐他督理漕运。此正如传维麟所叹的“靡德不报，靡怨不释”。
原吉身居要职，颇能识人，周忱为长史时，有人荐周忱为郡守。原吉称郡守不足展其才，周忱因而得升侍郎巡抚。
永乐中原吉受命第三次监修《太祖实录》，由学士解缙上表。永乐十六年(1418年)五月修毕呈上，凡357卷。重修的《太祖实录》为明成祖讳，于建文时事多曲护失实，难以目为信史。原吉曾说“君子不以冥冥堕行”，做人要诚实笃信，而此事却未免令后人遗憾。凡人均有过，原吉亦不能例外。同年，原吉又受诏纂修《天下郡县志》。
原吉所生之世，正是明朝国运上升之际。永乐至正德间，诸大臣在政时长，人事更动甚少。政局平稳。后人评说这一时期“用人、理财、礼乐、征伐诸大政，文武经纬，各尽其长，章程故在，后鲜能及”。原吉在此期历事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掌户部利权二十七年不衰，个人生活清廉寡欲，身居高位而不骄不奢。明人叶盛因此感叹：“困极而节不移，宠极而色不矜”，乃是原吉一生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