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怒火欲水正在腾沸处，明明知得，又明明犯著。知的是谁，犯的又是谁?此处能猛然转念，邪魔便为真君矣。

一个人当愤怒像熊熊烈火一般上升，欲念有如开水一般在心头翻滚时，虽然他自己也明知这是不对的，可是他又眼睁睁的不加控制。知道这种道理的是谁呢?明知故犯的又是谁呢?假如当此紧要关头能够突然改变观念，那么邪魔恶鬼也就会变成慈祥的上帝了。

明知故犯，是养生的一大隐患。

养生者若是不能克制欲念，虽然在进行养生，但是并不能使你的身体健康，反而将对健康造成危害。

一、对身体的生理机能造成危害。

一个人平时对伤损健康的行为也了解于胸，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但当他一遇到某种机会，或感觉到心里想要某种东西时，马上就有一个理由来搪塞那些理性的意识，而去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这等于是增加对身体的损耗量，原来这样做已经损耗了人体的精气，现在又这样做，又在耗损人体精气，这是等于在增加病邪的力量，必然有一天会发生病变的。

二、心理压力增大。

明知不可做的事情却去做，事后又清楚这事所造成的后果，心里便起了矛盾，产生了一种自责和后悔的心理，这将使心里紧张，激起自己情绪的波动。这种心理压力被人体潜意识了解后，把信息传递给生理机能，使人体各机能感受到压抑，又生欲望。

任得敬专权西夏无天日

北宋景佑四年(1038年)至南宋宝庆三年(1277年)，在今天的西北地区出现了一个以党项为主体民族的“大夏国”，史称“西夏”。西夏立国一百八十九年，其中外戚专权的历史竟占了大约一百五十年。举其要者，开国皇帝景宗后期有妻党没藏氏乱政，惠宗朝有母党梁氏尽揽朝权，而其中专权时间最长，为祸程度最烈的，便是崇宗的丈人、仁宗朝太后的父亲--汉人军阀任得敬。

任得敬以一汉人降将成为西夏权臣，除因纳女求荣、凭恃外戚身份窃弄威福外，还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这就是西夏政局的动荡、皇室的孱弱。

崇宗、仁宗在位期间，西夏经济、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同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趋尖锐。崇宗后期，慕洧兄弟叛夏附金；仁宗初年，萧合达图谋复辽。夏国腹地又爆发蕃部起义，西夏社会呈现出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正当夏政权亟需一批能征善战的将帅来削平叛乱、镇压起义时，皇家宗室却很难找出这样的人了。崇、仁两朝皇帝推行的崇儒尚文之政，显然大大削弱了党项人崇实尚武的固有精神。于是，皇室不得不启用拥兵在外而又有军事才能的汉人军阀任得敬，任得敬也就因此得以逐渐爬上西夏政治舞台，并在处理一系列政治、军事事件的历史过程中步步高升，最后进入统治中枢，左右朝政，成为权臣。

任得敬处理的第一起重大事件是平息慕洧兄弟的叛乱。慕洧本是宋朝的环庆路(治今甘肃庆阳)统制，正德四年(1130年)叛降于夏。翌年，慕洧及其弟慕浚又欲叛夏降金，并派人去金国联络。这一阴谋不知怎么被任得敬发觉了，他赶紧上报崇宗，迅速扑灭了这场未遂叛乱。

平定萧合达叛乱，是任得敬重要的进身之阶。萧合达本是契丹人，当年夏崇宗依附辽朝，向辽请婚，辽天祚帝取宗室女南仙为成安公主，嫁给崇宗，萧合达扈从成安公主来到西夏，在夏国做夏州(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都统。元德六年，女真灭辽，成安公主伤悼辽亡，不饮不食，没过几日便香销玉殒。萧合达成了无国无主的“异域孤儿”。

大庆元年(1140年)四月，萧合达乘仁宗新即位之机，以夏州为据，起兵反叛。萧合达联络阴山和河东的契丹人，图谋拥立辽朝皇室后裔，恢复辽朝。叛军起兵迅速，官军措手不及。六月，萧合达围攻西平府(今青海乐都县)，夏守将、党项大族罔存礼战败。七月，合达分兵攻下盐州(今陕西定边)。萧合达军“据盐池、发仓库。尽掠诸州所牧地，游骑直逼贺兰”。消息传到兴庆府，举朝为之震惊，仁宗向大臣们问平叛之策，可臣子们都面面相觑，拿不出半点主意。消息传到静州，任得敬差一点拍手相庆，对他来说，这可是大显身手的天赐良机!任得敬设法探得萧合达军中机密，自己觉得有了把握，遂上表仁宗，陈述平叛方略，并请求领兵讨伐。

八月，任得敬自静州出兵，旗开得胜，十月间便一举收复夏州，进攻盐州。萧合达败死，叛乱平定。任得敬因作战有功，威震朝野，擢升翔庆军都统军，封西平公。任得敬手中的军权，日渐得以扩充。

任得敬一生曾多次血腥镇压人民起义，绞杀蕃部起义是其中最可耻的一次。大庆四年，西夏发生严重的天灾。开春以来，先是兴庆府发生强烈地震，余震经月不止；房倒屋塌，城裂壁坏，人口、家畜死亡逾万。接着，夏州出现地裂，涌出黑沙，“阜高数丈，广若长堤”，淹没了无数林木，吞陷了数千居民。夏国境内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百姓无食，纷纷暴动。

七月，腹心地区威州(今宁夏同心县东北)的大斌族，静州的埋庆部，定州(今宁夏平罗西南)的富儿等族武装暴动。起义队伍多者上万，少者五六千人，结集四出，攻取州城，形成西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民起义。西夏地方守军无力抵御，郡县纷纷告急。夏廷再次求助于任得敬。

十月，任得敬率大兵前往镇压。没有花费太大气力，陆续瓦解和屠杀了各州起义队伍，剩下定州富儿等族仍然倚险据守，进行顽强的抵抗。官军强攻不成，任得敬碰到了难啃的硬骨头。撇开政治立场不论，仅就军事才能而言，任得敬可以说是韬略过人的。他很快便想出了对策，采用夜间偷袭的战术，攻破起义军营寨，擒杀起义领袖哆(chǐ，音侈)讹，残酷镇压了蕃部起义。

刽子手任得敬又一次出师得胜，为巩固党项贵族的统治立下汗马功劳。平定叛乱、镇压起义既为任得敬窃权铺平了道路，同时也满足了他嗜杀残忍的本性。

任得敬本乃一介武夫，闻惯了血腥味，在他攫夺大权以后，仍然是好战不已：天盛十八年(1166年)十月，庄浪族陇逋、庞拜二部叛夏附金，任得敬遣其弟殿前太尉任得聪领兵2万袭击二部，大肆掳掠其资财人畜。

天盛二十年五月，任得敬派使者入川，邀宋兵夹攻吐蕃。天盛二十一年四月，任得敬发兵围西蕃乔家族，其首领结什角不屈从，被夏兵砍断臂膀而死，结什角的母亲亦为夏兵所掳。随后，任得敬征发兵民共7万人在乔家族故地修筑祁安城。

乾佑元年(1170年)，任得敬再次遣人入宋，约宋军共图乔家族。任得敬穷兵黩武，使西夏政权更加混乱。为夏政权平定叛乱、剿灭起义后，任得敬自认为有功，更加狂妄暴戾了，加上手中握有重兵，于是不再满足于做地方大臣，而是企图入朝参与国政了。

人庆四年(1147年)任得敬上表仁宗，请求入朝觐见。仁宗皇帝毕竟年轻，涉世不深，以为先皇岳父想入朝谒见天子是出于思念之情，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便准备应允。御史大夫热辣公济听说此事，赶紧向仁宗进谏，揭穿了任得敬的祸心。

热辣公济说：“任得敬请求入朝，是想干预国政。自古以来，外戚擅政，国家没有不乱的。任得敬虽说是皇亲，但终究不是党项皇族，能保证他没有二心吗?”中书令、濮王、皇族嵬名仁忠，也极力反对任得敬入朝。

仁宗作罢，不允任得敬入朝。得敬于心不甘，暗中叫任太后授意朝臣活动。任太后深知濮王德高望重，他不赞成的事，仁宗是不会随便答应的，自己不便多说什么，只得安慰父亲，劝他再等待些时日。也是该任得敬命中有“福”，人庆五年(1148年)濮王去世，朝中军政大权落在晋王察哥手里。

这晋王的德性与任得敬是一路货色--残忍暴戾、贪得无厌，他家的好几处庭苑宅第，都是霸占民间田园修建的，他年已七十有余，仍然姬妾成群。晋王当权，任得敬入朝就有了希望。天盛元年(1149年)七月，任得敬用他掠夺来的金珠贿赂察哥，察哥见物大喜，尽力在仁宗面前为任得敬说项。仁宗耳根子软，原本是听了热辣公济和濮王仁忠的劝谏而不许任得敬入朝的。如今又被晋王察哥说动，立即召任得敬入朝，任命为尚书令。

任得敬终于挤进夏政权最高统治层。察哥是皇族宗亲，又是元老重臣，权高势大，任得敬把他当作保护伞，百般谄事，两人感情甚是相投。第二年，任得敬便从尚书令迁至中书令。

天盛八年四月，晋王察哥死。九月，任得敬进为国相。任得敬权势已大，又自认为当时政坛上已经没有能与自己相抗衡的力量了，因而更加无所顾忌，恣意妄为，甚至连仁宗都不放在眼里。大权在手的任得敬开始极力发展私人势力。天盛九年，以其弟得仁为南院宣徽使，得聪为殿前太尉，得恭为兴庆府尹；后来又以侄儿纯忠为枢密副都承旨。任氏兄弟叔侄狼狈为奸，构成名副其实的“戚党”，势力炙手可热。

任氏戚党凭借特殊身份把持朝政，排斥异己。朝廷大臣对他们稍微流露些不满，立即就遭排挤、打击、陷害。秘书监王举参劾任氏兄弟多行不法，被撤职罢官。蕃汉教授斡道冲刚介耿直，得罪了任氏叔侄，20年里不得志。群臣大多敢怒而不敢言，唯有御史中丞热辣公济、枢密都承旨焦景颜和斡道冲等人敢于和任得敬争辩。天盛十二年热辣公济上疏弹劾任得敬出入仪从僭越国主，被任得敬扣压不报。天盛二十一年热辣公济再次上疏参劾。直接指斥任得敬“为国懿亲，擅权宠，作威福”，请予罢斥。任得敬见疏，勃然大怒，当年被热辣公济阻止入朝的旧恨尚耿耿于怀，如今又要添几分新仇，他非得除掉这颗眼中钉不可。任得敬想找由头杀热辣公济，仁宗知道了，深怕老臣受害赶紧让热辣公济辞职回乡，才幸免于死。

任得敬专权弄国，屡屡遭到朝臣儒士的反对，内心十分痛恨儒臣。而仁宗仁孝，又恰恰是一个主张以文治国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大力提倡文教，尊崇孔子，设立各种学校，又立“唱名法”。开创西夏科举制度，使西夏封建文化达到鼎盛，史称“典章文物灿然成一代宏规”。任得敬想要维护他既得的统治地位和权势，就必定要排斥儒臣，反对崇儒；而他想要进一步任意擢用亲信以便独揽政权，就更是急于废除科举取士。这就决定了任得敬是学习汉文化的顽固反对派。

天盛十二年十月，任得敬上书仁宗，拼命鼓噪废除学校，停止养士取士之法。

任得敬说“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有权衡”，西夏立国西北边地，“地瘠民贫，耕获甚少”，如今设士既多且滥，廪禄支出浩繁，供养不起。中原王朝的养士取士的办法在夏国难以实行。“望陛下一切罢之”。好在仁宗多少看得出这位奢侈无度的先皇岳父居然大谈什么“节俭治国”，其真实用心不过是反对崇儒罢了。而崇儒好文在仁宗来说，已是根深蒂固的了。仁宗没有采纳任得敬的主张。

任得敬在朝专横跋扈，倒行逆施，举朝为之侧目，连他的女儿都看不下去，“屡戒不听，日以盛满为忧”。任得敬的地位日益上升。

任得敬的野心也日益膨胀。天盛十二年任得敬以国相进爵为楚王，破例地得到除了党项嵬名宗室以外的人不能享有的殊荣。

楚王任得敬出入仪从几乎与仁宗相等，俨然一派无冕皇帝的气势。

此后不几年，任得敬又胁迫仁宗封他为秦晋国王，享有西夏王朝的最高封号，地位比宗室诸王都高。几乎与大夏国王嵬名仁孝并驾齐驱了。

秦晋国王任得敬同时还是太师、上公、总领军国重事，位在三公之首、诸爵之上，掌握西夏军务政务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