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过不容少混，混则人怀惰堕之心；恩仇不可太明，明则人起携贰之志。

长官对于部属的功劳和过失，不可有一点的模糊不清，假如功过不明就会使部下心灰意懒而不肯努力工作；一个人对于恩惠和仇恨，不可以表现得太鲜明，假如对恩仇太鲜明就容易使部下产生疑心而发生背叛事件。

恩深不报，怨浅亦报，免不了落得一刻薄之名。这是做人上的欠缺，但也不妨碍成大器。平定西北的清末名将左宗棠就曾犯过这种毛病。曾国藩对他恩深意重，只因一项方略不同意，左就长期和曾闹意气，处处与曾为难。直到曾以名将名军赠之，助其平定西北，左意气方稍稍平伏。所以左宗棠自叹：“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而左对其儿女亲家、至亲好友郭嵩焘的打击更失公平，亦近诬陷。以至于后来左厚着脸皮上门请罪，郭嵩焘仍怨气难平，让左讨了没趣。观晚清之势，左湘阴之才气远在李合肥之上，然而其成就有限，与其刻薄寡恩关系甚大。

大宋军队伐蜀归来，宋太祖在当朝之下，赏提曹彬，发配王仁昭，自是功过清楚，赏罚分明，事实俱在，众人心服口服，终于使得军纪更加严明，士气更加高涨，使大宋王朝很快一统天下。现代亦如是，赏罚分明。可奖勤罚懒，调动积极性。而在怨仇之上，需要忍耐，分清功过，勿显个人恩仇，以便使大家能为一种共同的事业团结一致。

养民在官吏功过心中记

在《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中，记述了唐太宗关于治理国家在于知人善任的论述。摘录如下：

上曰：“为朕养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乃命内外五品已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

丁巳，上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目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惟大事应奏者，及关仆射”。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唐太宗对他的君臣说：“为我治理国家，管理百姓，使天下能够国富民安的关键，在于都督和刺史是否称职。我常常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屏风上，把他们的政绩、功过都记在名字下边，无论我坐着还是躺着，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样，在罢免或提升官吏时，心中就有数了。县令尤其接近老百姓，选人时更要审慎。”于是便命令朝廷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各自要推举可以担任县令的人，以便择优选用。

在贞观三年(628年)三月的一天，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宰相，应当把广求贤人，选用官吏，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可是，近来我听你们每天忙于受理诉讼，批阅公文，陷在事务堆里，这样怎么能够帮助我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呢?”为了让宰相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选贤任能，唐太宗因此下了一道诏令：“今后，凡尚书省的一般事务，可交给宰相属下的官员去办，只有需要让我知道的大事，才由宰相办理。”

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每天要处理许多军国大事，可谓日理万机，但是对选用人才治理国家的事能够时刻挂在心上，坐卧不忘，这的确是不容易的。

不以爱憎分善恶昭义理

在《世说新语·识鉴》中记载了下列一段史实：

郗超与谢玄不善。苻坚将间晋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视淮阴矣，于时朝议遣玄北讨，人间颇有异同之论。惟超曰：“是必济事。吾昔尝与共在桓宣武府，见使才皆尽，虽履屐之间，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勋。”元功既举，人成叹超之先觉，又重其不以爱憎匿善。

东晋人郗超(336-377)，字嘉宾，高平金乡(今山东济宁)人。谢玄(343-388)，字幼度，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时有名的将领。郗超和谢玄关系不好，个人成见很深。建元十九年(383)，秦王苻坚率领步兵60万，骑兵27万，向东晋进军，企图灭掉东晋。首先占领了东晋的关中、汉中和成都地区，同时又对淮河以南地区虎视耽耽。这时，东晋谢安议定派遣谢玄领兵北上抗击前秦，对此，人们议论纷纷，看法很不一致。只有郗超一人站出来力排众议，他说：“此人定能抗敌取胜。过去，我曾和他一同在桓温府中任职，看到他在用人问题上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即使只有些微小才干的人，也能得到合理重用。由此可以推测，任用谢玄抗敌应战，必定能够建立功勋。”于是谢安便委任谢石为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统率8万兵马抗击前秦。谢石部将刘牢之以精兵5000人破秦军前哨于洛间(在今安徽省淮南县东)，秦军死15000人。晋军主动前进至淝水(今淝河，在安徽省寿县南)东岸，要求秦军略向后退，以便晋军渡河决战。苻坚想利用晋军半渡的时机进行袭击，就命令秦军后退。但是，由于当时的秦军是大量征发来的，军中鲜卑族、羌族的首领各有自己的打算，而汉族官兵又不愿意攻晋，所以貌似强大的秦军是一支缺乏斗志的队伍，一经后退，就不可阻止。晋军乘胜追击，秦军大败而逃。果然不出郗超所料，淝水一战，谢玄立了大功，人们都赞叹郗超具有预见之明，更敬重他不从个人好恶出发而隐匿他人长处的高尚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