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不见圣贤，如铅椠佣；居官不爱子民，如衣冠盗。讲学不尚躬行，为口头禅；立业不思重德，为眼前花。

读书不去研究古圣先贤的思想精义，只能成为一个写字匠；做官如果不爱护人民，只知受禄，就如一个穿着官服的强盗。只知研究学问却不注重身体力行，那就像一个不懂佛理只会念经的和尚；事业成功后却不想为后人积一些阴德，那就像一朵艳丽却很快凋谢的昙花。

读书治学，为官做事，根本一点就是要名实相符，不能徒具表面形式，而不追究实际功效。书可读，但目的是要把薄书读厚，厚书读薄，出入其中，真正理解隐藏在书中的精髓。做学问就是为了和实践相辅相成，要把知识读活，应用于生活中，为社会造福。而做官若不爱民，就如索取“万民伞”的旧时地方官员，徒有其虚名，在老百姓眼里不过是衣冠楚楚的强盗。

知百姓疾苦得人民拥护

1928年的某一天，毛泽东率领红军进了遂川城。由于受到国民党谣言的欺骗，城里的人差不多跑光了。红军战士挨门查看，发现在一条小街上住着一个老头，因腿上有伤来不及走，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着，已经两顿没有吃饭了。毛泽东听说后来到老头家，轻轻地走到床边，亲切地问道：“老表，你好哇!”老头看到床前站着一个人，身后跟着几个背枪的兵，惊恐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为了解除老人的疑虑，毛泽东一边察看老人的腿伤，一边说：“大伯，我们是工农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他发现老人的伤口肿得十分厉害，便让一个战士去寻来一撮盐，泡水给老头洗伤口，并让一个战士留下一袋米，为老头熬粥，老头十分感动，把满腹的话向毛泽东倾诉出来，并表示要把藏在山上的儿子、媳妇和乡亲们找回来，支援红军打敌人。

毛泽东多次说过，共产党人要时时关心人民疾苦，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他每到一地，无论多忙，总要抽空到群众中去，帮助群众解决困难。

1944年在延安时，他听说延安侯家沟的两个小村子妇女不能生孩子，立即指示当地干部请中央医院去帮助解决问题。地方干部担心这种小事中央医院不干，毛泽东亲自给中央医院下达了命令，要求他们到侯家沟化验水质。中央医院派人化验了水质，并指导群众进行了处理。一年以后，侯家沟便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

毛泽东热爱人民，关心人民疾苦，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也正是如此，他才永远受到人民的敬仰!

为官五十年人爱如父母

自古以来，人们将勤劳视为是一种美德。士大夫为官，以勤政自勉而不敢逸豫者，皆被称为名臣。北宋时期的韩琦，就是一位著名的勤于政事的历史人物。

韩琦，字稚圭，河南安阳人。少年举进士，以第二名中第。历任数职后，被擢为枢密副使，与范仲淹、富弼等人，共同倡行“庆历新政”。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召为枢密使。三年，升任宰相。英宗时，继续执政。宋神宗即位后，辞去相位，以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后来移判大名府。

当时，大名府是北宋的陪都，又称为“北京”。当地人口众多，主、客户共十四万有余，约七八十万人，在北宋四京当中，仅次于东京开封府，而位居第二。因此，大名府的政务也就极为繁剧。尤其是有关民事纠纷、狱讼的牒诉文书，比一般府郡多出数倍。韩琦坐镇大名府时，已经年过六十。但对府中政务，无论事体大小，全都亲自审理。有时虽因患病而难以升堂视事，也要令属吏将公事送至住所，在卧室内听决。周围的人怕他操劳过度，有人劝他不必过于认真，可以疏略一点，将某些政务委托佐属处理，以安心养病。每当遇到这种情况，韩琦总是回答说，刑狱诉讼往往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夺，至此一言而决，吾何敢略也?吾恐有所不尽”。坚持带病视事，不肯稍有懈怠。

韩琦这种鞠躬尽瘁的精神，多次得到朝廷的褒奖，宋神宗也几度御赐汤药，加以抚问。史书所载《抚问判大名府韩琦兼赐诏书汤药口宣》所说：“顾藩事之多勤，缅念忠劳，特申蜷抚。”就是其中一例。

他镇守大名府数年，深得民心，当地百姓为他立生祠，岁时拜扫，为他祈福。后来，韩琦又移判相州，也深受当地民众爱戴。史书载：“人爱之如父母，有斗讼，传相劝止，曰：‘勿扰吾侍中也。’”

韩琦自弱冠入仕。一生为官近五十年。曾历三朝宰相，两为顾命大臣，处于危疑之际，而能知无不为。有人告诫他说：“公所为诚善，万一蹉跌，岂惟身不自保，恐家无处所。”韩琦回答说：“是何言也。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扰忧其不济，遂辍不为哉。”令闻者愧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