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路上事，毋乐其便而姑为染指，一染指便深入万仞；理路上事，毋惮其难而稍为退步，一退步便远隔千山。

关于欲念上的事，绝不要贪图方便，而苟且占为己有，一旦贪图非分的享乐就会坠入万丈的深渊；关于义理方面的事，绝不要由于畏惧困难，而产生退缩的念头，一旦退缩就要与真理正义相隔千山万水。

欲望很容易得到，因为欲望在一个人的生命生长过程中有它合理的部分。善于运用欲望在于根据自身的身体健康状况，作合理而适度的安排，如此，做到节制与宣泄都能为自身而服务。但是，事理向前跨一步，就成了谬误。有的人将这种理由作某种程度的夸大，企图以享乐欲望的方式来转移他在心理上某种不平的情绪，这无疑是害生的行为，它就像抱薪救火一样，反而助长了火势的蔓延。养生者必须以养心来消除身心的欲望，唯有心存正气，心存事理，才能遏制欲望。

然而，事理却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得到的，相对于欲望来说，事理隐埋在事物的变化之中。一个人想探索事理，他将付出艰辛的劳动，而深入到事物的矛盾冲突中去，将自己的心神去捕获信息，毫不妥协地坚持下去，终会获得事理的，并凭着探索的经验而用之于养生实践，那么，就一定能获得健康。因为探索事理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养生的过程。

淳于髡七谏齐宣王

齐宣王坐在殿堂上，淳于髡在一面陪坐，齐宣王开腔对淳于髡说：“你揣摩本大王有什么爱好。”

淳于髡说：“古代的君主有四种爱好，大王占有其中之三。”

齐宣王说：“古人爱好与本王爱好有不相同吗?”

淳于髡说：“古代君主喜欢良马，大王也喜欢良马；古代君主喜欢山珍海味，大王也喜欢山珍海味；古代君主喜欢女色，大王也喜欢女色；古代君主喜欢贤士，而大王不喜欢贤士。”

齐宣王说：“我不是不喜欢贤士，只是国内没有贤士，有贤士我也会喜欢他们的。”

淳于髡说：“古代有骅骝、骐骥马，现在这些良马不多得，大王喜欢马，便从众多的马中物色寻取；古代有用豹子、大象胚胎烹调的美味，现在几乎没有了，大王因喜欢美味，而从众多的同类食品中选取；古代有毛嫱、西施美女，现已不复人间，大王因喜欢美色，便从众多的女子中挑选。古代尧舜、禹汤的贤士已经作古，大王以为非其时贤士不贤的话，那么尧舜、禹汤之士也不喜欢君主了。”齐宣王看着淳于髡，默不做声，也无言可对。

借口总是很容易找的，一个人的心智也是很容易迷失的，那是因为享受总是很容易得到的缘故。为了享受，他就认为事理很不易找到，这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的行为，目的是为自己的享受主义作掩盖。但是，从养生学的角度讲，这种以借口掩盖享乐的行为，是一种害生的行为，特别是对心理的严重影响。

王播善吏术岁贡愈百万

唐代把从全国各州县或由某个专使向中央朝廷进献财物称为“进奉”。安史之乱后，朝廷财政危困，皇室用度不足，便把本无定量也无定时的进奉，改为固定的、正常的收入。唐太宗首创了“四节进奉”制度。唐宪宗还曾公然向户部侍郎李绛索要进奉。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官员都以进奉为投机捷径，横征暴敛，搜刮民财，然后用各种名目向皇帝进献，以示恩邀宠。王播便是干得最为卖力的一个。

史称王播“长于吏术，虽案牍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诋欺，无不彰败”。但若论其品德，却是个“随势沉浮，不存士行，奸邪进取”的无耻小人。向皇帝大肆进奉，就是他取宠的主要手段。

王播在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曾多次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掌握财赋大权。宪宗元和年间，他就“以希恩取媚，特每岁进钱，号为羡余”，把搜刮来的钱财以赋税盈余的名义进贡皇室。敬宗时，他又于“铜、盐之内，巧为赋敛，以事月进，名为羡余，其实正额”。宝历元年(825)七月，王播一次就进奉羡余绫、绢一百万匹，但他还觉得自己不够突出，仍请“进二万，计五十日方毕”。次年七月，又进奉羡余绢五十万匹。文宗太和元年(827)，进奉绫、绢各二十三万匹，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直到临死前，他还最后一次进奉羡余绫、绢二十万匹，真是死而后已。

德宗贞元年间，国家全部羡余每年不过十二万，而王播当政时，他一人的岁贡就高达百万。由于历次进奉既勤又多，王播被任命为宰相。只是他这个宰相不像国家大臣，倒更像是皇帝的私人家相，惟其如此，他才倍受皇帝宠信。那么他究竟靠什么搜刮到如此之多的财物呢?无非是手辣心黑盘剥百姓而已。穆宗长庆二年(822)，王播以淮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之职来到淮南，当时正值淮南连续几年大旱，灾情严重到了“人相啖食”的地步。但王播上任后，却根本不顾百姓死活，采取种种残酷手段“设法掊敛”，“重赋取”，使淮南百姓更加陷于水益深、火益热的悲惨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