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卑而后知登高之为危，处晦而后知向明之太霭；守静而后知好动之过劳，养默而后知多言之为躁。

站在低矮处然后才知攀登高处的危险性，在阴凉处然后才知过分光亮的地方会刺眼睛，保持宁静的心情然后才知道喜欢活动的人太辛苦，保持沉默心情然后才知道话说多了很烦躁。

养生，一定要看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几个形体动作就了事，这样说，并不是想把养生学复杂化，事实上，养生学就是要求人们在动态中去做养生实践。

一个人身居平安的环境，最是容易滋生惰性，致使人的心性指令人体的各机能疏忽于防范，也就为外邪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古人说：“养生之道，以不损为要。延命之术，以有补为先。居安思危，而防于未萌。”一个人要想不损人体之精，就首先要做到“防于未萌”。当代医学认为，养生学是建立在辩证法的基础之上的，而居安思危正是辩证法在养生实践中的具体运用。身居安稳的环境，就先要了解人处于危险之境的情况，因人在危险之境中常常保持警戒之心，“越是最危险的也就越是安全的”。当然，身居我们这样安稳的时代，养生者不必硬要去寻找危险之境去学习经验。危险只在人们疏于防范时才到来，所以，居安思危是要求养生者不要疏于防范。

一个人的生活混乱，他的身心健康都会受到严重损害。一个人过着混乱的生活，他就常处于疲惫之中，他的形体必然受累而伤气损精。心神由于受到不断的干扰，它就无法静下来凝聚精气，这样，人体三宝的精、气、神都无静无根，必然会大量消亡。这就跟自然天气变化一样，若是冬天反现烈日暴晒而春日又冰冻三尺，那么自然万物也就无法完成生、发、收、藏的生长过程了。可见，只有顺自然之理而养，才能获得人体健康。当人处于乱境时，我们就要改变这种状况，力求建立一种与自己身体相适应的生活秩序。因为，人体各机能都是按自然运转秩序而运转的，养生者制定出自己的一套生活模式，是养生的有效途径。

管仲曲谏齐桓公

春秋时期，齐国国君桓公执政，他打算游历齐国的东部，问相大夫管仲：“我准备出游，往东到芝果，再转琅琊，可是司马却对我说，应当做得像先王生前出游一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凡国君出游，分为‘游’、‘夕’、‘亡’、‘荒’四种。春出，要留意百姓在农业生产上有没有困难，对有困难的设法帮助，这叫‘游’，秋行，要留心农民的收成情况，对不足的给予补助，这叫‘夕’，如果带上大队人马出行，一路上光是吃喝游玩而开销于民，那就叫‘亡’，如果再恣意游乐，留恋在外，长久不归，就叫作‘荒’了。以前先王出行，对人民负有‘游’和‘夕’的责任，而自己却从没有‘亡’和‘荒’的行为。”管仲对桓公说：“饮食起居，是用以保养人的心性，好恶、喜怒、哀乐称为人的六气，是由心性产生的情感变化；能聪明地处世待事，是心性培养的功能。所以，圣人对自己的饮食起居都讲究调节，安排得合理而有规律，以控制住六气的变化，严禁美声女色过分侵蚀，并且不作出邪僻的行为，不说背理的言论，静养心性所以才称得是圣。圣者具有‘仁’和‘义’，仁出自于内心，义施行于身外，要达到仁，就不能利用王位去谋取私利，猎取私名；要做到‘义’，就不可取代他人而自立为王，年过七十就应该交出政务。因此，圣人总是崇尚修养德性而轻视建树功业，重视道而轻视物利。道德在身，就能不被物利所诱惑……”

遵守自然之道，行仁义之德，不去制造混乱的秩序，也不胡乱行动，就能颐养天年了。同样，身处于混乱恶劣的环境，人们就要按道的精神去治理，将不利的因素变化为有利生命的条件，并为养育生命充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