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太高，当使其可从。

当责备别人的过错时，不可太严厉，要顾及到对方是否能接受，不要伤害对方自尊心；当教诲别人行善时，不可以希望太高，要顾及到对方是否能做到。

中国有句完全值得贡献给世界的名言：“惟恕平情，惟俭足用。”儒家强调人际关系上要讲一“恕”字，对人不可太苛太严，尤其对别人的过错，要有一种宽厚的态度。在批评别人时，要照顾到别人的情绪和接受能力。教诲别人，要使人“如沐春风”，和风细雨，徐徐而来。五七年反右和六八年文革，好多知识分子对于当时流行的“深揭狠批”非常不适应，几十年后仍然耿耿于怀。根本原因在于那个特殊时代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违背了中国文化的“平恕”传统。

轻徭薄赋税解民众苦难

清初，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耕地大量荒芜，农民死亡逃徙，全国各地呈现一片荒凉萧条的景象。据当时的记载，直隶南部“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四顾郊原，社社烟冷”。山东“土地荒芜，有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者”。河南，“满目榛荒，人丁稀少，几二十年矣”。湖南、两广等地，“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四川也是“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极端困苦，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形势严峻地摆在清统治者的面前。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要缓和阶级矛盾，安定人民的生活，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进一步竭泽而渔，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不仅不能稳固自己的统治，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效果，因为广大农民已在死亡线上挣扎，根本不可能取得明末统治者那样大的剥削量。清统治者从明朝的灭亡中看到，苛重的剥削是造成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盗贼随在生发，屡图剪扑，卒不得其要领”。“收拾民心，莫过于轻徭薄赋”。“行蠲免，薄赋敛，则力农者少钱粮之苦，而从逆之心自消”。因此，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这对当时的清统治者来说，是巩固政权的唯一途径。康熙皇帝曾就“轻徭薄赋”政策讲过这样一句话：“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朝廷恩泽不施及于百姓。将安施乎?”这句话可以反映出清朝最高统治者在严峻的形势面前的清醒认识。

从顺治元年(1644)七月开始，清政府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分别减免田赋，或全免，或免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有免一年、二年或三年不等。同时，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免除明末最苛重的三饷加派：“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买粮料，名为当官平市，实则计亩加征……明是三饷之外，重增一倍催科，巧取殃民，尤为枇政。”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并规定，赋税征收以万历初年《赋役全书》所载为正额，其余各项加增尽行免除。

为了确定征收赋税的依据，避免地方官任意加增，顺治三年(1646)下令重修《赋役全书》，于顺治十一年(1654)完成。从该书规定的数额看，清朝对农民的赋税征收要比明朝明显减轻。为了使农民自己知道所交钱粮的数目，以防胥吏从中舞弊，清政府于顺治六年(1649)颁刻“易知由单”。单由开列各州县应征本折款项，共计起运若干，存留若干，每亩应征银米数目等，将单当众散给，收取本人亲笔领状。如有单外多征者，准许告发。此外，又将应解漕粮改为“官收官解，不得仍派小民”，从而免除了部分解户的赔累之苦。

由于顺治及康熙初期，清政府对抗清力量进行军事镇压，局势尚不稳定，因此，“轻徭薄赋”政策虽然实行，但收效并不十分明显。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后，社会秩序稳定，这一政策才见成效。康熙帝对蠲免赋税十分重视，认识到：“政在养民，蠲租为急。”康熙初年以后，除水、旱灾照例全免外，大体“一年蠲及数省，一省连蠲数年”，至康熙五十年(1701)始，又实行“轮蠲”，即将全国各省分为三批，每三年轮免一次。当年，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九省，“漕项”除外，免征“地亩银”、“人丁银”、“历年旧欠”等三项，共免除银九百五十六万二千五百两有奇，据户部统计，康熙元年至四十九年，蠲免钱粮“已逾万万”。

清初，特别是康熙年间推行的“轻徭薄赋”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对安定人民生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康熙以后，全国耕地面积扩大，人口增长，均与这一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可以说，这一政策的推行，为清朝前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